概况
宋志军：韬奋精神的恒久价值
发布时间：
2025-11-15 10:00
作者：
宋志军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现代新闻出版业的一面旗帜，在他不足20年的职业生涯里，所进行的实践、所贡献的思想十分丰富。在韬奋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对于我们后辈来说，最好的纪念，无过于在新时代把韬奋精神发扬光大。
“为时代做出版”，我以为这是韬奋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
韬奋先生对出版之于时代的责任有着深刻的自觉，他说：“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每个时代都有其前进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历史潮流所向、民心所向。发现这个方向，呼应这个方向，推动其向前发展，我们的出版就推动了历史，具有了深入人心的力量。
韬奋先生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国耻之年，成长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代。所以，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尤为炽烈，他的追求进步、为时代做出版实质上与为国家、民族寻路同义。韬奋先生为此苦苦求索、不懈奋斗。他也曾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1942年春，他在广东梅县躲避国民党迫害期间，曾对人说：“中国人民革命的巨火在广东炽烈燃起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后来国共分裂，我也还是当作党派斗争。我自己不想卷入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去。我认为谁执政都没有问题，只要能够政治清明，使祖国逐步走上富强的道路。我自己总是希望脚踏实地，为国家及人民切切实实做一些具体有效的事情。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我投身到挽救祖国危亡的战线上，才逐步认识到挽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是唤起全国人民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此，才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着党所指的方向努力。”可见，韬奋先生随着自己对社会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对出版也有了新的主题和方向。从外部来说，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影响，从内部来说，也体现了韬奋先生对国家民族进步道路矢志不渝的求索。
韬奋先生的可贵可敬之处，是择善固执。“凡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我们总是要兴会淋漓地参加，乐而忘倦地参加。”
他短暂的一生经历多次流亡，创办的刊物和报纸屡遭封禁，布局的发行网络一度被摧毁殆尽，但他和一众同志却愈挫愈奋，将进步的种子撒满人间。由于他所主持的出版事业纳入了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之中，反映了广大民众最真切、最热烈的愿望，因而得到读者发自内心的支持。比如当读者知道《生活》周刊被国民党逼迫停刊，“都来信说：‘不要你们退款。订《生活》的款子就捐给你们了，连封感谢信也不要你们破费，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出，我们什么时候再寄钱向你们重新订！’”
读者的无私支持给了韬奋先生无穷的力量和勇气，韬奋先生也时时不忘把服务读者的面扩大，再扩大。他说：“我们大家所共同努力的这个文化机关，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这是同人们所知道的。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离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我们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影响。”
可以说，大众立场是韬奋先生的根本立场，为了大众，依靠大众，学习大众，服务大众，是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方法论。韬奋先生的两位亲密的事业伙伴对此有着真切的观察。一是胡愈之先生。他说，“韬奋是属于大众的，为大众的。韬奋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从中等阶级家庭出身，但由于他的爱民族、爱人群的热情与智慧，使他克服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成为人民大众的发言人。他为大众说话，为大众诉苦，为大众嬉笑，为大众怒骂。他站在大众立场，唤醒大众，教育大众，而埋头向大众学习。这就是韬奋成功的秘窍”；“永远为大众，向大众学习，站在大众前头，而不脱离大众。如果这是大众化，韬奋是做到真正的大众化了”。一是张仲实先生。他把韬奋先生如何以大众为目的又以大众为方法，更具体地揭示出来，“在接办《生活》周刊后，因与广大读者发生联系，先生给广大读者做了老师，给他们解决问题，代他们服务。但广大读者也给先生做了老师，他们在无数万封的通信中，使先生了解各种具体问题，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黑暗面。因此，在这一时期，先生的思想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即逐渐自觉地跳出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圈子而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
为大众，由此很自然地生发出一种服务精神。韬奋先生说：“服务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说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周刊时代就已萌芽了。最初的表现是尽心竭力答复广大读者的来信，当时我们的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生活”竭诚服务读者，读者也真诚热爱“生活”，“生活”同人与读者一道创造了“生活神话”。据张仲实先生回忆，“由于内容的革新和为读者热烈服务，《生活》周刊不到3年，每期销数便由两千多份而增至四万份；自1929年10月起，该刊又加以扩充，改为本子形式（原为一单张半），内容更见充实，每期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更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
以读者为中心，又以读者为方法，坚持大众立场，为人民做出版，我以为这是韬奋先生留给我们的又一个宝贵财富，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韬奋先生为时代做出版，为人民做出版，他所追求和奉献的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但他也时时提醒同人，我们从事的毕竟是企业，要注意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用做企业的方法做事业，这是韬奋先生的又一闪光思想。
韬奋先生说：“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事业第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事业性的维持，必须在量入为出的范围内，否则便是不顾现实，破坏本店的生存”。事业性和商业性是内在统一的，没有事业性的追求，企业无法伟大，甚至难以走远；不遵循商业逻辑，超越现实能力去投入事业，事业也将半途而废。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仍反复强调的两个效益之间的关系，也是所有企业永远要面对和处理的一对关系。
韬奋先生不仅是杰出的文化战士，也是懂经营、善管理的杰出的企业家。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一是团队的管理与激励。韬奋先生深知，自己从事的是集体的事业，这就需要共同努力，人人尽责。一方面，他非常注重思想沟通和价值认同，做了很多工作，也留下了不少文字；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上、体制机制上，保证事业的集体性质。在胡愈之先生帮助下，生活书店推行的是一种“出版合作社”模式。具体而言，实行股份制，集体入股，人人有份，又限制一股独大，“社员更大的股款不得过2000元，到了2000元就根本没有任何利息可拿，500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话），比250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这就保证了企业负责人和管理团队与员工是同志关系，而非劳资关系。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所谓民主，包括民主选举领导机构，民主制定各项规章，设置反映民意的舆论阵地和组织渠道等；所谓集中，是要贯彻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执行严格的纪律。韬奋先生说：“大家共同规定的原则，是民主；把这原则交给负责人去负责执行，是集中。”“严格的纪律，是认真执行大家所共同规定的原则和各级负责人应有的职权。”分配上，兼顾效率与公平。员工的收入包括薪水和津贴。“薪水是偏重在按劳取值，津贴是偏重在解决困难。”
二是牢牢把握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和创意产业的本质。韬奋先生认为，内容贵精不贵多，要以“重费得好稿”，《生活》周刊“稿费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他还十分重视出版的创新精神，从内容到形式，不愿重复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他说：“刊物内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今天我们身处AI时代，内容的生产似乎变得容易，数量呈几何式增长，表现形式有了更多的可能，然而，内容不需要选择了吗？AI能代替作者吗？出版的创意产业属性不重要了吗？也许恰恰相反，在内容爆炸的时代，真正高水平的原创性内容、真正有温度有创见的设计反而更加稀缺。如果出版的本质不因技术进步而改变，韬奋精神的价值具有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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