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邹韬奋的出版评论活动及特色

       邹韬奋(1895—1944),祖籍江西余江,出生于福建永安,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主战士,也是优秀的记者、报人和编辑出版家。大学毕业后的次年(1922)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从事编辑工作,担任《教育与职业》的主编,正式开启了编辑出版的职业生涯。之后陆续主编了著名的“六刊一报” (《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抗战画报》、《全民抗战》和《生活日报》),并在《生活》周刊社基础上成立了具有鲜明进步性的出版机构“生活书店”。在二十多年的编辑出版工作中,韬奋秉持大众立场,热心为读者服务,坚决不出坏书,不畏权势,讲真话,求真理,形成了可贵的“韬奋精神”,是“近代中国文化界,在新闻事业、出版事业上最有成就、最有创造能力”的出版人,“是中国现代革命出版家第一人”“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在中国出版史上,邹韬奋是一面万人仰望的光辉旗帜”。

       作为职业新闻出版工作者,邹韬奋一直高度重视运用媒介批评这个武器,尤其注重撰写出版评论,其出版评论是媒介批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出版界的现状、变化及热点问题等都相当关注,善于以浅显生动、活泼明畅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对编辑出版问题的见解。这些出版评论独到专业、切中肯綮,往往能一针见血,给读者提供观点的同时,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所以,数量众多的编辑出版主题的评论文章也是了解韬奋出版思想及其精神的一扇窗户,专门对他的出版评论进行梳理和总结,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一、对出版自由的深刻认知

       作为一名民主战士,邹韬奋毕生都在努力追求出版自由。自从踏入新闻出版行业,他不间断地向外发声,表达自己对出版自由的理解与吁求,旗帜鲜明地斥责、反对各种粗暴干涉、压制出版自由的行为。

       邹韬奋对出版自由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成熟、完备的发展过程。早年,在福州工业学校和上海南洋公学中院求学时,他就经常接触英文报刊,还阅读《新民丛报》《时报》上介绍西方先进思想的文章,受到启蒙主义思潮民主、自由、科学观念的影响很深。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主修西洋文学,利用在校图书馆兼职的机会,他又广泛涉猎了西方各国的各类论著,从心底认同西方出版自由的民主思潮并着力宣传。1927年,邹韬奋在一组阐释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言论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欧美自由、平等的历史、内容及其演变。次年又明确表态,“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他对于西方新闻出版机构及从业者享有的权利备加推崇,称其“具有与王者仿佛之权威”, 是“不带帽子的皇帝”。在之后的《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一文中,邹韬奋提出批评言论是“民意之反映” “虽无斧钺之权,实为众志所归”,当权者“宜利导而不宜强压”,不可凭借手中权力,任意摧残,“真理愈辩而愈明,民间即有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反之,若用武力压迫或盛气相凌,则“徒使全国暮气沉沉,民意无从表现,政轨何所遵循”。这篇评论的核心内容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的经典论述几乎一致,密尔认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更甚”。邹韬奋也认为不能以人废言,对待批评言论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应该被外界制约和压制,而是要尽可能坦然置之,听社会公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难发现,这时的邹韬奋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认识是比较简单化、理想化的,属于绝对自由论范畴。

       1933年,邹韬奋因积极宣传抗日和参加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遭国民政府列入黑名单,被迫出国。在游历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并考察其新闻出版事业的过程中,对出版自由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认与感悟。他看到法国言论界对其他国家的报道极其大胆自由,但也“只对外如此,对内则须受法律制裁,不敢乱来”;德国的新闻业者被政府的新闻业协会控制,“略一不如其意,即被开除出会,即等于永远打破饭碗,从此不许在新闻业上做事”“在革命过程时期,此自由不得不有限制,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再可开放”。邹韬奋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存在绝对的言论出版自由,各个国家都会根据政权的需要对出版自由作出规范和限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自由毫无例外地受到金钱、权力的制约。这促动了他对出版自由问题加以进一步的思考。1935年在对苏联进行访问期间,邹韬奋总结了世界上各国出版自由的三种类型,提出无论是法西斯国家,还是号称民治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消灭了阶级、政权已归大众所有的国家都不是绝对平等地享受自由,“所谓言论自由,也有它的相当范围,不是无限制的”,这说明此时的他已经认识到绝对出版自由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相对的,有范围的。中日战争的发生,政府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管制也验证着邹韬奋对此问题的理解。在战时体制中,不惜一切去夺取胜利是最高目标,出版自由必须有其限度,需有严密的统一计划,“人民在法律允许之范围内始可享受出版自由,而一旦值战争或其他非常之事发生,各国对于此项自由自亦与人民其他自由一样,常加以严格之限制”。邹韬奋赞同此观点,认为出版自由要服从抗战需要,没有漫无限制的自由,强调刊物必须以不违反三民主义为范围,“我国在这个抗战的时期,尤须注意‘抗战第一’的原则,一切都应把这个原则做估价的标准,凡是妨碍这个原则的任何人,都不允许他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凡是拥护这个原则的,都应该享受言论出版的自由”。在刊登读者全森合反映查禁书刊的来信的编者按里,他再次申明“我们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禁书,因为如果真是属于有碍抗敌建国的言论,那是应该严禁的”。1939年,邹韬奋又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表态,“有了言论机关,应该采用言论自由的原则,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所谓言论,当然不是说毫无原则,毫无范围的。譬如在抗战建国中的中国,言论自由与动员民众工作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汉奸理论和挑拨离间破坏全国团结的言论,是不应该让它自由的,因为这是妨碍了整个的民族生存与进步”,并提出作为言论机关的出版机构有益于团体及事业、言论积极性、保持和巩固团结、诚恳善意的批评态度等工作原则。这些评论文本集中凸显了邹韬奋对出版自由本质的认知,发生了从乌托邦的绝对自由到求真务实的相对自由的转变。

       邹韬奋还深刻意识到出版自由不仅是职业工作的需要,其本质应该是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出版自由的损害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1933年他对《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被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处决的事件发声,痛陈此事“不仅是刘君一人的冤死问题,也不仅是《江声日报》一个报馆的存亡问题,也不仅是新闻界的言论自由问题,是和中山先生所揭示的‘民权’问题有直接的联系”,“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基于此种理念,邹韬奋在抗战期间对国民政府以书报审查制度为代表的各种限制、损害出版自由的行为进行了异常坚决的斗争。他在《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再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言论自由与民生政治》《审查老爷和舆论》《一大堆废话的激辩》等评论中抗议国民政府的书报出版检查制度,认为既有法规已经足以实现战时思想统一的需要,“若对书报实行审查原稿的办法,限制和束缚过于严苛,对于舆论的反映及文化的开展实有莫大的妨碍”,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也存在困难,靡费时间,“在寻常时候,一本书的校样可在同一时全部送阅,在战时因设备的困难,及材料的缺少,往往一本书的校样要分做几次送校,每次清样送审查(即等于原稿)虽只延搁数天,合起来就是一二十天,在这期间,印刷所因材料不能撤除关系,又影响到其他书籍的排印”,造成的结果就是“不仅是书业的苦难,不仅是抗战期间文化界的苦难,也是国力的一部分的损失”。他强烈要求政府“予耳目以相当范围听视的自由”,避免走上因噎废食的极端,徒增出版业的困难。即使病重期间,邹韬奋依然对国民党当局不依标准审查书刊,任意停止书刊出版,违法封闭出版机构,管控新闻出版事业等肆意摧残出版自由的行为痛加斥责,疾呼“我认为人民应有思想研究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必须立即取消不合理的图书审查制度,必须立即取消将青年当囚犯的特务教育,必须立即取消残害进步文化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罪行”,真正实现了“韬奋认为出版自由之争,为个人属于国民方面应尽的天职”的初心与使命。

       二、对出版性质的精准把握

       与大多数从事出版活动的知识分子一样,邹韬奋自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阅读以经籍史书为主,即使遵从父愿选学理工科时,依旧对古典文化充满兴趣,“对于什么《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所谓八大家的各个专集,尤其是《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在课外都完全看了一下”。嗜好读书,一方面为他树立出版理想,与书籍打交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要想做好出版,出版人就必须对书籍本身充满热情”;另一方面,徜徉于充满墨香、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让他产生了对中国古人“刻书泽人” “嘉惠士林”等观念的充分认同,认定图书出版能够传承文化、开启民智、普及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在从事出版工作后,这种深植内心的思想基础与出版具体实践结合,邹韬奋通晓和领会出版活动的特殊性,做到了对出版属性的精准把握。

       出版从一产生就与阶级、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适应并服务于一定的阶层,具有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邹韬奋对此有明确的认识,“我们的这个商业机关和卖馄饨的五芳斋,或卖糖果的冠生园,究竟不同,因为它是文化的商业机关,卖馄饨和糖果的只含有经济性,经营文化食粮却含有政治性”。他在出版评论中多次提及自己出版工作的服务对象是最广大的民众阶层,把“搜括民膏摧残国势的军阀与贪官污吏”“兴波作浪,朝秦暮楚,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无耻政客”“虐待职工,不顾人道主义的惨酷资本家”“徒赖遗产,除衣食住及无谓消遣以外,对于人群丝毫无益的蠹虫”排除在外,强调自己创办《生活》周刊就是服务于“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 “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并把出版业的任务概括为“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做到与社会、时代协同共进。也正基于此,韬奋所办出版事业的立场是“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之后不久,韬奋再次重申办出版是“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并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所以依客观的研讨,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我们对于此点既有深切的认识,绝对不愿开倒车”。一旦确立了这种认知,韬奋就坚定不移地将之贯彻于自己的出版实践当中,做“民众喉舌” “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坚持把报刊作阵地,创办了《生活星期刊》、《全民抗战》 三日刊、《大众生活》等,笔杆和枪杆联系起来,力图纸弹歼敌,唤起民众,共同战斗。同时面对着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诱降、收买或压迫、胁制等,他都始终坚持大众立场,出版属于大众、为大众服务的书报刊。

       出版业是一种公开传播、服务读者的公共文化事业,具有典型的文化属性和精神产品特征。在邹韬奋眼里,文化有着多种含义,“但就具体的表现而论,主要的是在言论出版及教育各部门。言论有的是口头的,如演讲、谈话、座谈及讨论会之类;有的是写出来的,如报纸杂志上的言论等等。出版则属于日报、期刊、杂志以及书籍”。作为言论载体的日报、期刊、杂志和图书都属于出版业,所以出版业其实就是文化的生产者,自然具备文化属性。文化性是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别,这就要求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必须承担起文化责任,“至少也要给予读者对某问题获得多少知识或卓见”,民众从出版物中获得新知,提升自我,进而促进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是一种进步性的文化事业,邹韬奋对此也非常重视,他认为进步的文化事业就是要与时代契合,要服务于国家民族的现实需要,“进步文化是有时代性的,我们在今日中国所提到的进步文化,当然要联系到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具体而言就是“民族遭受空前迫害的非常时期,……各部门的日常文化工作事实上是必须跟救亡运动融成一片的。在目前,推荐有价值的新书,排斥各种有毒质的出版物,以及展开各种理论上观念上的斗争,依然是文化人所必须进行的日常工作之一”。邹韬奋结合自身的出版工作,制定出了区分出版事业的文化进步性的标准:对于政党把控的出版机构,其工作的进步与否,“要看他所属的政党在实际上所采用或所主张的政策是倒退还是进步”,这也和他所持的出版业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对于民营出版业,“其间亦略有新旧之分,旧的向来偏重教科书的出版,在基本知识上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就这一点说,所含的时代性比较的有限。新的偏重于课余读物及一般读物的出版,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较有密切的接触,因此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也比较的浓厚”。由此延伸之,邹韬奋是基于出版物的类型、性质、价值等方面来判断出版机构的文化进步性的,但退回来说,无论进步的程度如何,出版工作必然带有文化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出版机构领导的邹韬奋尽管一直强调从事出版工作“非志在赚钱,不过欲为社会增一民众喉舌”“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并没有一刀切地否认或排斥出版业的经济属性。 他在《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 一文中摆明了自己对于出版商业属性、产业属性的观点,认为出版活动的维持与发展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那么出版人不能不按照市场规则,不得不赚钱,“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的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事业性的维持,必须在量入为出的范围内,否则便是不顾现实,破坏本店的生存”。在拼命赚钱的同时,韬奋坚守着合理正当的底线,决不赚不义之财。 像广告这一刊物的主要财源,他的审核要求异常严格,规定五不登“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文化性和经济性、事业性与商业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理应兼顾而非对立,赚钱的根本目的是扩大事业,也就是更好地体现文化性,充分地发展出版经济,也就是保证文化的充分发展。 邹韬奋曾经说过“我们为着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他将广告、发行和出版丛书所得的经营收入全部都用于出版事业的持续发展上面,维持刊物的正常出版工作,“仍保全原有的文字篇幅,只从广告方面力谋挹注,不愿遽增报价”“优待著作家,稿费较前增至五倍”“优待忠实勤奋为本刊办事的职员职工”。所以,对出版事业商业属性的精准洞察和把握,也集中体现了邹韬奋作为出版经营管理者角色的闪光之处。

       三、对出版乱象的无情鄙弃

       20世纪早期的中国出版是繁荣与紊乱兼具,是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问题多发的时代。邹韬奋作为出版一线工作者,对出版界涌现的消极乱象进行了严肃有力、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早在1915年,邹韬奋就对图书出版格调低下、淫书泛滥的现象有所察觉,意识到这类书刊对读者个人和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予以重视,“乃学风日偷,世道日下,而诲淫导欲之图籍,更复日增月盛,推波助澜,以诱惑青年。青年之不知自爱者,一堕其中,有不因此而日趋于夭亡之途者几希”。他认为为保证、提高书报的发行量,确保利润从而对社会受众低级趣味的无原则迎合是市场“黄色”浊流横行的原因,“我曾经细想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的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盗诲淫’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之后他又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观察视野,暴露、审视出版界长期存在的痼疾。如唯利是图,过度商业化,小报化趋势明显,“往往迎合低级趣味的社会心理,把男女的秘闻,强盗的行径,穷形尽相的描述与夸大”,各类低俗广告充斥其中,“尤其可怪的是竟将特刊的地位当广告卖,大发行其‘淋病专号’,满纸‘包茎之害’,‘淋病自疗速愈法’,替‘包茎专家’大做广告,替‘花柳病专家’大吹牛,‘一经着手,无不病根悉除’,‘方法之新颖,手段之老到,可谓无出其右’,于每篇文字下面还要用‘编者按’的字样,大为江湖医生推广营业,好像报馆所要的就只是钱,别的都可不负责任”;国外引进版书籍的翻译质量低下,“以我国出版界之幼稚贫乏,能看西文原书的当然愉快,如看译本,糟的实在太多,往往书目很好听,买来看了半天,佶屈聱牙,生吞活剥,莫名其妙! 钱是冤花了,时间精神更受了无法追回的莫大的损失”,“现在我们所有的中文的关于社会科学的书籍,尤其是译本,往往是佶屈聱牙,一个句子几行长,使人看着摇头不懂”,这些译作缺乏必要的校改定过程,粗制滥造,仓促出版,“译者对于原书似乎可以不必有彻底的了解,对于这门学术似乎更不必有过深切的研究,只须拿起笔,翻开字典,逐句的呆译下去,看了就译,译了就印,印了就卖,卖了就令读者倒楣”。在书刊营销方面,提供不实信息,虚假宣传,“广告上所公布的书名未尝不引起我们购买之心,尤其是大擂大鼓的登大广告,某名人题签啊,某要人作序啊,说得天花乱坠”,书评则是无原则地奉承与吹捧,“往往就是坏的也都是好的,也令人无从捉摸,因为有许多是应酬书业机关或著作人的”,“一旦成了什么名人,社会上人便当你是万能。这里请你做校董,那里请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尽管狗屁不通,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做序文;你的字尽管写成鬼样子,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题签;甚至包医花柳病的广告商,也要拉你写一个尊姓大名”。而最让韬奋深恶痛绝、嫉之如仇的是出版业中的恶性竞争。三国李康有云:“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韬奋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把《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知名刊物,发行量创造了期刊发行的纪录,最高达到15.5万份,创办的生活书店也从小变大,从弱到强,在竞争激烈的出版业中脱颖而出,茁壮成长,从一个书报代办部到建立出版业务的小小书店,再到遍布全国56家分支店,成为民族危亡之时文化出版的灯塔。这样出色的出版业绩,在引来外界高度赞誉的同时,同行诽谤、污蔑、攻击也都随之而来。他在一篇介绍苏联出版事业的文章中,对苏联图书、刊物惊人的发行数量羡慕不已,即使艰深晦涩的书籍如黑格尔逻辑学之类的,也供不应求,“第一版出五千册,在五天内完全卖完! 第二版印一万册,又在一个月内卖得精光! 第三版又印一万五千册,听说年内又要卖光了。”紧接着话锋一转,对国内同行嫉妒的现象表达愤慨,“有每期销到十几万份的周刊,便引起注意或嫉妒,甚至引起强有力者的压迫和觊觎”。在邹韬奋从事出版工作的几十年间,外界的谰言谣喙一直困扰着他,使得他不停地向外解释证明报纸、刊物和书店并没有破产,也没有携款跑路,还要澄清并没有“发了财,讨起小老婆,造起大洋房”“刊物的收入装入了私人的腰包”等,他曾在回复读者的信件中表明了自己不以为意,非常蔑视的态度和应对方法,“这种无聊的刊物,我们也曾经看见过,其中的材料没有一篇一段不是造谣毁谤,有许多极尽卑鄙龌龊的话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偶然看到也就一笑置之,并不当它一回事。这种无聊的刊物,它的名字连提都不值得一提,提及只是污了我们的笔墨,而且反而替它做反宣传, 所以, 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此外,一些出版机构和出版商相互拆台,抄袭、翻版、盗印之风甚烈,韬奋写的许多文章,主编的一些图书都曾遭遇过盗版翻印,像南昌的一家报纸就私自转载他的言论文字,却谎称是其投稿,广州的前进书局也曾冒名韬奋主编,自印出版《战时青年自修指南》,至于抗战时期影响极大的《抗战到底》《中国不亡论》 等书则更是屡遭翻版盗印。对此种种非法行为,他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生活》周刊上的文章被别的书报刊物未经允许,私自摘抄,他发布启事,正告当事方停止侵权行为,“书报杂志各有版权,不容妄行抄袭。 本刊长篇著述,注明‘禁止转载’;短篇文字亦经屡次声明,倘承同业偶尔转载,请注明‘转载《生活》周刊’字样。乃近查各大埠报纸刊物,仍有转载本刊文字而不注明转载字样。初以谊属同业,不过通函婉致忠告,竟层出不穷,令人齿冷,特此再行郑重声明,如仍不自顾名誉,再蹈前辙的,当陆续将该报名字或刊物名字,宣布于本刊,与众共弃”,他以为转载文章并非绝对不可行,但要经过作者的同意和出版方的授权,因为“倘如此未得著作者同意而擅自抄袭之行为而可藉口于‘代为转载以广宣传’为名高,则富有资本之各书贾,尽可不顾辛苦著作家之版权,而一一为之翻印取利以实私囊,穷措大之著作者将何以自保? 其不合理,盖彰彰明甚”,因此树立起“未经著作人的允许而转载,即等于抄袭”的出版理念和运作规范。生活书店书籍被人模仿,“听见有一种刊物的‘主人翁’竟跑到印《生活》的那家印刷所,说所印的格式要和《生活》 ‘一色一样’”,对于这种赤裸裸地跟风出版的做法,他并不雷霆震怒,表示“很无谓”,随之总结道:“自从《胡适文存》出版之后,好了! 这里出一部‘张三文存’,那里又出一部‘李四文存’! 好像不印文集则已,既印文集,除了‘某某文存’这几个字外,就想不出别的稍为两样一点的名称! 我看了实在觉得肉麻”,对盲目的、赤裸裸的同质化出版行为表示出愤慨,告诫他们“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邹韬奋并非反对同行竞争,相反他还提倡出版界展开公平合理的竞争,鼓励同业在竞争中互助与合作,这都可以在他在生活书店的经营和管理一系列措施和规章制度上体现出来。

       四、对杂志经营的独到见解

       邹韬奋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岗位是《教育与职业》编辑,从这个起点出发成长为集书、报、刊编辑和书店经营管理于一身的出版界翘楚。在几十载的刊物编辑经营工作中,他在实践基础上获得了对刊物定位、职业规范、制度准则等深刻的认知,并通过出版评论的形式陆续表达了自己对出版杂志的精辟见解。

       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书报刊等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众,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意识到刊物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韬奋异常重视刊物的宗旨和目标,他认为出版刊物“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宗旨不明确则无从努力”,在每次创办新刊或刊物重大事项变更时都反复强调刊物的宗旨。如他将《大众生活》的宗旨定在“借本刊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本刊而办本刊,只不过把本刊作为努力于我们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再说得明确些,我们是在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之下,努力于‘一部分’和‘一种’的工作”;在办《生活日报》时立志办成“民众的耳目喉舌”“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有了宗旨,就能够确定刊物的任务和目标,像《全民抗战》的宗旨是做“一个鼓动前进的小小号兵”,因此任务就很明确了:“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以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政治的任务”。确定了刊物的宗旨和任务,就明确了刊物的内容定位,奠定了办好刊物的基础。韬奋认为要根据刊物宗旨来选择内容,“如果这个月刊是为促进同人修养而存在的,便可从同人修养上的有益材料着手。如果这个月刊是为着增加同人技能而存在的,你可从同人工作上所需要的实际材料着手”。在具体办刊实践中,韬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观点,像《生活》周刊的宗旨是“有价值、有趣味”,于是就“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其注意之点不但在‘极有价值’,尤在‘极有趣味’”,内容有益又有趣,“我们不赞成上海话所谓‘板起面孔’,‘搭其架子’,大发其‘老生常谈’的‘教训’,使人听了‘讨厌’ 或是‘打瞌睡’;也不赞成上海话所谓‘滑头面孔’, ‘瞎三话四’”。总之,“要能够增加生活上的快乐,解脱生活上烦闷,同时所谈的东西,又是‘进德修业’上极有价值的材料”。

       以后见之明的观点来看,韬奋强调刊物宗旨的做法类似于现代的媒介定位行为,在清楚市场、竞争、受众基础上,确定媒介经营目标、满足受众需求,抢占媒介市场,形成媒介风格的一种方法和路径。在内容上,韬奋特别重视与时代同步,做到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潮流和趋向,“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刊物内容如果落后于时代和社会发展,保守与重复必然被读者舍弃,“时代的巨轮是向前进的……记者(指邹韬奋)出国两年多,回国后最深刻感觉的一件事是读者大众在认识和思想上的飞跃进步。 关于这一件事实的最显明的佐证,是有好些刊物因为歪曲了正确的认识和思想,无论在宣传和发行方面如何努力,还是没有人睬它”。在谈及办刊的若干原则问题时,邹韬奋又从自身办刊经验出发,告诫道:“现在有些朋友想起办刊物,往往联想到《生活》周刊。其实《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韬奋所办的刊物其内容主题都与时代紧密关联,追随时代的吁求,尤其在抗战期间更是充分地设置了刊物抗日宣传和救亡报道的主导议程,督促政治进步,宣扬抗战政策,加强内部团结,激励群众情绪。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在决定人们将谈论些什么,多数人想到的事实会是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是什么这些问题上, 它起着很大的作用”。也正因此,邹韬奋和他的刊物能够代表时代主潮,是飘扬在弥漫硝烟中的旗帜和引领民众的明亮灯塔,始终是大时代的弄潮儿。

       邹韬奋集记者和出版人于一身,在出版书刊的同时也创办了多种报纸,但他一视同仁,认为杂志虽是软性读物,但内容也必须真实可信。在比较《生活日报》和《生活》周刊的异同时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周刊所根据的事实当然也须真确”。邹韬奋坚持内容真实的办刊底线,真实性与否成为录用稿件的前提,甚至提出“不管作家,非作家,写得通,写不通,只要材料真实,我们可以带他写过”。他还对当时某些刊物枉顾事实弄虚作假、颠倒黑白的行径嗤之以鼻,大加批评,“在目前,坊间出版的杂志数量,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多,但因为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常常会有绝对相反的观点,即使是事实的记述,因为出发点不同,往往会发生抹煞真相混淆黑白的情形,而使读者目光迷乱,惶惑地莫知适从。从正义的立场来讲,一个刊物的编辑人,态度必须绝对忠实,务使读者能真正得到一点可靠的有益的精神食粮;倘若因为别有用心,企图欺骗读者,则一时也许可以蒙混,但到最后事实揭穿真相大白时,它就会信誉扫地而被读者宣布死刑了”。在韬奋看来,角度、立场都会导致观点不同,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但不能因为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歪曲事实,用谎言来验证观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其实这些看法与之前他论述过的“刊物信用”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在一篇短论中韬奋写道:

       获得社会信用的刊物,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要拿出这个刊物的名称,信用便随在后面,其实它的名称所以能引起信用,并非“名称”的本身有何神奇的力量,全靠它的精神确能和从前一贯。 倘若虽仍用旧名,而内容已掉了枪花,名存而实亡,读者非愚騃,谁再愿给予原来的信用? 刊物的信用既失,刊物的本身当然只有“料理后事”的一条路走。 明白了这一点,便知道任何党派要想利用现成的已有信用的刊物,在事实上除无异于摧残了这个已有信用的现成刊物之外,绝对得不到什么别的利益。

       根据以上论述,不难发现,韬奋将“刊物信用” 的确立和维护当作是刊物的生命线,他在文章选择、稿源开拓、编排形式等方面作了很多的努力。也正因如此,他的刊物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树立了品牌,这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说真话的结果,因为材料真实不仅是衡量刊物公信力最重要、最直接的要素,也是其他一切构成要素的前提,有了内容质量,刊物的销路自然不成问题,“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着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这是良性循环的起点和基础。邹韬奋的出版评论正如他办刊的成功实践一样,善于抓住牛鼻子,以关键建设为抓手,在中心上发力,让办刊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合,环环相扣,相互推进,相得益彰,形成良好的总体效应和总体效果。

       五、邹韬奋出版评论的特色

       邹韬奋并非专业的出版评论家,但他在出版业中浸淫多年,发表了编辑出版主体的评论文章多篇。纵观这些文字,虽然缺乏所谓的系统理论建构,也罕见酣畅淋漓的犀利批判,但在文章取材、结构、语言等方面都有深刻的邹氏烙印和韬奋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评论取材:缘事生感 有的放矢

       邹韬奋在出版界耕耘22年,一直都没有离开出版一线,对出版业的发展现状、走向都心中有数,能零距离地感受出版脉动,伏身于纸笔之间,细致地观察出版生态。他在杂乱、繁芜、隐秘、错落的出版现实中,用心梳理,深入思考,将出版的实际操作与自己心中观念紧密结合,以真诚公正的态度去判断、阐释和分析,“我向来以为评论应根据事实,倘我得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评论;倘我得不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不评论,决不因为怕挨骂而摇动这个标准”。所以他的出版评论总是注重“问题导向”,从感触最深、最为急迫而又较为普遍的事情中取材,形成观点,生发议论,从不无病呻吟博同情,造舆论。于是,当邹韬奋看到一组中国阅报人数的数据报道时,发现中国阅报率仅为日本的六分之一,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存在较大的差距,他就反思我国报纸的质量问题,“我们以后对于‘质’的方面应如何努力精进,实在是一个宜加以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他在法国、英国、德国和苏联考察新闻出版业时,都能落到实处,及时地与国内现实联系起来,好在哪里,不足在何处,应该如何改进、完善等都有切实的论述。《肉麻的模仿》一文中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文章分析批判了出版行业当时盛行的抄袭、跟风和同质化出版现象,包括仿冒书名和标题、模仿刊物排印格式等无意义的模仿行为。这种模仿不仅在出版业,而且也在其他部门蔓延,甚至交易所、跳舞场、理发店也不例外,可见模仿的普遍与严重。作为低劣模仿的受害者,邹韬奋对这种只顾盲从,不思创新的“拿来主义”风气也是恼恨有余,哭笑不得,揭露批评之外,也劝诫大家“想点新花样”,否则千篇一律的“ 一色一样”,出版物会无味得很。

       即使是“漫谈”式文章,也都有据而论,据实而书。以1932年8月到10月发表的4篇题为《漫笔》为例,4篇评论有短有长,涉及出版信用、刊物筹划、批判同行造谣生事等,皆是邹韬奋针对自身遭遇的出版现实问题,缘事生论。如对外界甚嚣尘上的编辑出逃、报社被封的消息,邹韬奋在澄清谣传后,明确表态一定会尽最大的能量来保全《生活》周刊,进而道明保全的不仅仅是出版机构的物质资产,而且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全文以现实一事为起点,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思想升华。

       2. 评论构架:形态多样 短小精悍

       出版评论是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事业的产物,它产生于新旧出版交替的时代背景,其活力来自现代化出版活动的繁荣及其与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它根植于出版,往往又跳脱出版,从一个更广、更深、更高的视角来考察出版活动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业已划定的文化地图上创造出新的区域。随着出版力量的扩张,出版活动的影响逐步向社会各个层面蔓延和渗透,出版评论在更开阔的文化话题上获得了话语权,以至形成了文化评论中的重要一支,甚至是一种新的文化热点。出版评论对象、内容等方面的拓展,那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文体形态早已被破除,出版评论文体的多样态、多元化已然成为趋势。纵观韬奋的出版评论,其体裁样式非常多元,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面貌。他善于根据评论对象、评论事实来选择适宜的语体、语式和语言。编者按、编辑附言、编后随笔、弁言、导言等文体的频繁使用,是韬奋出版评论的重要特征。他居编辑身份之利,依附他人文本发自己声音,借事说事,并拓展延伸,表达刊物观点,引领舆论方向。像在《〈生活百期特刊〉导言》中既将特刊的内容特征展现给读者,又申明办刊宗旨中的“娱乐”目标,鲜明大胆地提倡正常有益的娱乐。他基于刊物发表议论,畅谈观念,并提出针对性强的观点,极富说服力和鼓动性。

       邹韬奋的评论文章因应刊物的版面要求,主张内容必须精警,深信“多而松懈不如短小精悍”,力求“贵精而不贵多,要使得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作者写作时要先心中有数,将所写内容彻底地明了和消化,然后动笔,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他言行一致,在自己的写作中一贯倡导和追求小型化言论,力求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反对冗长与空洞的文字。邹韬奋的出版评论一般不过几百字,多则千把字,但往往以小见大,逻辑肌理清晰,一针见血,一气呵成,引人思索。《意中事》《怪物》《本刊与公众》《明哲保身的遗毒》等都是几百字的小文,信息量饱满,揭露了那些出版充满淫词秽语黄色书刊的商贩的丑行,批评了蔑视读者的“滑头”刊物和不替民说话、苟延残喘、只顾发财的所谓舆论机关,言简意赅,振聋发聩。

       3. 评论语言:平实亲切 剀切明快

       邹韬奋的出版评论在语言特色上与他办刊风格极为类似,摒弃冗长、沉闷的表述,追求简练轻松、平实亲切的平民文字,“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余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随意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炼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二十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像讲到出版物中硬性读物和软性读物的区别时,他就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进行了比较,“在学校里的学生,有的在教科书下面偷放着《三国志》或《西游记》偷看” “在板着面孔的教师前,或严厉得像‘阎王’的老子前,受一顿冰冷的教训,使人索然无味;在欣悦和爱的好朋友前,谈谈一件有趣的新闻,便使人心旷神怡”,然后得出结论“硬性读物每偏于专门性;软性读物则每偏于普遍性”。深刻的道理与通俗易懂的描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接受知识。即使在遇到剽窃、抄袭、谣诼、污蔑等令人气愤的事情时,邹韬奋的笔下依然平心静气,无过火伤人之语,字里行间多为委婉劝诫之词,如“不可以任意瞎说”“还是不应这样” “应该停止”等,言简理周,既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态度,也不至于简单化、绝对化地一棒子打死。

       邹韬奋出版评论的语言还具有简洁流畅、剀切明快的特色,最明显的就是字里行间不乏比喻、幽默、讽刺的口语化用,他认为文章中“比喻越亲近,他们就仿佛当做自己的事情,印象格外深刻”。在他的笔下,刊物中的小文是“好吃的小点心”,编辑与出版物是“花匠与鲜花”的关系,善意的批评是“一架天平秤”和“一面明镜”,刊物倒闭是“料理后事”,枪毙是“吃卫生丸”,反动当局是“晚娘”,汪伪出版机构的言论宣传是“粪坑愈掏愈臭”,法西斯限制和取缔出版自由的行径是“官办的理论代替真理”。他还将书籍跟风抄袭者风趣地称为“没有创作精神的‘文豪’”。最有意思的是将国民党当局的书稿审查人员呼为“审查老爷”,并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蛮横无理的压迫舆论,摧残文化的丑恶行为和反人类行径,“审查老爷们的忌讳往往出乎常理之外,不是人类的脑子所能预料得到的”。

       邹韬奋对于中国出版界来说是一座高矗的丰碑,出版评论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他的出版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当前出版业面临转型局面,一些出版单位为获取利润,不惜剽窃、盗印他人作品,出版行为日益走向商业化,甚至于低俗化,将大众观念和服务精神抛之脑后。因此,现今重读韬奋的出版评论,认真学习和研究其出版精神的内涵,依然是出版业界和学界加强出版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当下出版评论工作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