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物：专访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刘伯根
发布时间：
2025-07-10 14:36
作者：
中国编辑编辑部
来源：
中国编辑
刘伯根，1962年出生，安徽桐城人，编审，现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198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出版集团秘书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党组副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出版行思录(8卷)》《出版集团战略投资论》《编辑出版论谭》，发表有论文和文章百余篇。
1
主编：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到中国出版集团，再到韬奋基金会，从编辑到单位负责人，身份角色不断变化升级，但42年来您一直深耕出版领域，在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您认为这份事业的核心追求是什么？
刘伯根：从1983年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算起，我在出版行业已经工作了42年。从1983年到2001年的18年，我从最初的编辑到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始终都没有离开编辑工作。其间，十余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辞书奖等国家级出版奖励，也都是编书所得。
2001年底我被抽调参加筹备组建中国出版集团，2002年4月集团成立后，先做了两年多的秘书长，2004年任党组成员、副总裁，2020年任党组副书记。在集团工作了23年多，先后分管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国际化、转企改制、出版业务、战略规划、资产与资源整合、品牌建设、办公室、财务、审计、党建纪检、干部人事等多方面工作，算是各方面都涉及过，但是哪一门也不精深。2023年底，我离开出版集团，开始负责韬奋基金会的工作。
我年轻时进入出版行业有偶然性，但我很快就适应并从此热爱上出版工作。42年来，虽然岗位不断变化，但始终围绕出版这个我愿意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努力着，这也许是邹韬奋先生所说的“天性”使然吧。
出版是最基础的文化产业，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出版品质，打造更多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风貌的高品质出版物，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认为，出版的核心追求有三点：一是传播知识。出版的基础功能是记录并传播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掌握各种自然规律、生活常识、生存技能、生产能力，适应社会、适应生存发展的要求。知识的积累会逐步丰富生活的体验，从而以文化人，浸润生命，形成自己成长的印迹、生命的印记与文化的印痕。二是启迪智慧。智慧是由此及彼地对万物规律的洞察。优秀的出版物，往往凝聚了创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创新思考以及人生体悟，哲学著作中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科技读物中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追寻，文学作品中对人性光辉的入微刻画，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认知与思维。智慧的启迪最终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提升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辨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改造世界、成就事业，更真切地感受世界的美好，提升生活的品质。三是淬炼思想。思想是独立人格的觉醒和文化使命的担当。最高层级的出版与阅读，是从古今智慧中提炼规律，形成独立见解。新时代的出版，要肩负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的使命，引领社会思潮与风尚，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2
主编：当前出版业仍处于结构性动态调整之中，高质量发展成为第一要务。您始终强调出版企业要锐意进取、有所作为，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衡量出版企业是否高质量发展？其要实现的目标又是什么？
刘伯根：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对出版业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推动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要求我们要建立衡量指标和引导目标体系，形成精品出版的核心优势，发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以品牌建设为基本保障，以技术创新为基本动能，以面向世界为基本要求，以适应趋势为基本思路，从而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新生态、新格局。
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至关重要。其中，衡量出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包含多个维度，而第一类也是首位的指标当属政治质量。这是确保出版工作保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要做到政治正确、导向正确，社会影响积极健康向上，社会效益良好。第二类指标是产品及服务质量。包括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印装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这是对出版企业的审稿把关水平、编辑加工水平、印装水平、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的考量。第三类指标是产品结构与品牌特色。主要体现在企业承担的重点项目情况、获奖情况、产品线建设情况和再版重印率，这是对企业专业化出版能力和品牌特色的考量。第四类指标是创新驱动及融合出版水平。主要看自主选题比重、数字化产品比重、在线销售比重、新技术应用比重这四项，这是从选题数量、品种、收入、研发经费等角度考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融合出版能力。第五类指标是现代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水平。主要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情况、质量管理情况、财务管理情况、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情况等进行考量。第六类指标是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主要从图书销售码洋市场占有率与动销品种占有率、年销售万册以上图书比重、企业经营活动形成的媒体流量及受众满意度、履行社会责任与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的能力、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考量。第七类指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从图书、报刊、数字化产品等出版物年销售收入和其他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全要素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进行考量。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做到位，我国出版企业才能打造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拥有国际知名的产品和企业品牌、规模在国际同行业领先、综合指标世界领先的“世界一流”企业。
3
主编：文化建设重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着力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您认为出版业应该如何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伯根：出版业的核心任务在于打造精品力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信息化大数据时代，一般知识类的生产传播已经极为丰富，我们的出版业更需要将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出版启迪智慧的产品。要追踪学术文化的前沿动向和读者关注的热点、社会关注的焦点，打造体现出版特色的“长尾”之作；坚持创新思维，创新出版物的内容形式、传播途径、阅读方式，适应多渠道、多媒体、多样化的阅读新潮流，打造体现出版活力的“应时”之作。通过这些高品位的长销书、畅销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二是出版丰富思想的产品。有些书影响深远，对人类思想文化乃至整个历史的进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要瞄准时代精神，打造引领主流思潮、引导社会风尚的引领之作；要对标当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的水准和高度，系统谋划出版项目与出版工程，打造提升文明高度、体现出版水准的扛鼎之作。通过这些能够饱含思想、能够传世的主题出版作品、时代经典巨著，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以及社会文明程度。
三是引导阅读，特别是基层阅读。让出版物更多走进工厂、农村、社区、军营、校园、老龄群体、特殊人群，让基层群众有书可读、有好书可读，能得到阅读引导和帮助。通过拓展阅读宽度，满足更多人群的差异化阅读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产品，做好阅读服务。
四是建立政、产、学、研互动的出版新生态。建立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传统书报刊与新媒体出版物融合的出版新业态，建立内容创作、出版生产、多媒体营销、阅读推广、阅读空间联动的阅读链条。
五是以内容生产为核心，以阅读成效为导引。通过进一步创新出版业运行和管理机制，提高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建设以一流出版文化企业为标配的文化强国。
4
主编：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您多次强调编辑人才是打造精品的核心资源，您认为什么是“好编辑”？如何才能做好编辑人才的“选、育、管、用”？
刘伯根：高质量的出版物是一系列精心策划、严格审校、创新营销的综合产物。编辑作为出版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好编辑的作用尤为凸显。他们不仅是优秀作品和优秀作者的挖掘者和培育者，优质书稿的修饰者与加工者，更是出版业创新与发展的引领者与推动者。在我看来，好编辑有六类：第一类是能够黏住作者、抓住稿子的编辑。他们深知优秀作者与作品对于出版业的重要性，并且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广泛的知识储备，能够与作者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掌握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技巧，能够与作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能够准确识别出具有潜力的作品与作者。第二类是能够捕捉动向、找到稿子的编辑。专业水平高的编辑，才能够及时捕捉、开发特定领域的新作者、新稿子。第三类是善于互动、改好稿子的编辑。案头功夫深的编辑，能够琢璞为玉，善于把不成熟的书稿改造、加工成好书稿，善于引导作者写出出版社所需要的书稿。第四类是精于统筹的编辑。这样的编辑能够把一本好书扩展成一套书、一个系列，把一位作者扩展成一类作者、一群作者，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从而扩大战果，把一个品牌产品变成品牌集群。第五类是善于全媒体运筹的编辑。这样的编辑能综合考虑纸本书、电子书、听书、网络出版物等产品形态乃至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行性，并事先确认好著作权相关的专有出版权的授权范围。第六类是长于擘画的编辑。这样的编辑善于审时度势、整合资源、知通统类、规划凡例、布局谋篇，从而推出重大出版项目和扛鼎之作，形成标志性品牌。
过去的编辑人才主要是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磨炼出来、自我养成的。现在，编辑出版人员所面对的出版专业要求更高、学术发展挑战更大，技术挑战、市场挑战也更大，光靠实践磨炼、自我养成是不够的，还需要与学术训练、课堂塑造结合起来，培养而成。做好编辑人才的“选、育、管、用”，关键在于素质培养。我认为，一要培养编辑的使命意识。编辑要有文化情怀，有报国新民之志，志在梨枣、热爱出版。二要培养编辑的文化学识。出版是传承文化的事业，出版人自身首先得是文化人，是好读书、能治学、有学识的文化人。三要培养编辑的洞察能力。洞察能力就是战略思维，要讲大局、顾长远，胸无大局者没有宽阔的眼界，就不可能生产出反映时代精神、富有原创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厚重之作，就不可能把出版社的品牌发扬光大，高质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四要培养编辑的识人之能。识人，既是指善于追踪学术和社会动态，发现好作者，从而发掘好选题、找到好书稿，也是指善于协调团结出版生产链条、阅读推广链条中的要素任务，从而使得编辑出版工作变得有益、有效。五要培养编辑的经营头脑。这里的经营能力包括对海量信息的发掘能力、优质内容的策划和整合能力、对数字内容经营管理运作的能力、跨媒体出版的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资产运作与资本运营能力，等等。六要培养编辑的特色理念。要避免跟风炒作、重复出版，精准找到自身定位和条件，保持出版企业的特色。七要培养编辑的顺变思维。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既给出版业带来极大的挑战，也给出版业提供了培植新质生产力、构建出版新业态与新生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要学会顺时而为、顺势而上，在创新中获得新优势、获得新发展。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编辑队伍，出版业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产出更多优秀、有价值的出版物。
5
主编：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您多次强调编辑人才是打造精品的核心资源，您认为什么是“好编辑”？如何才能做好编辑人才的“选、育、管、用”？
刘伯根：高质量的出版物是一系列精心策划、严格审校、创新营销的综合产物。编辑作为出版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好编辑的作用尤为凸显。他们不仅是优秀作品和优秀作者的挖掘者和培育者，优质书稿的修饰者与加工者，更是出版业创新与发展的引领者与推动者。在我看来，好编辑有六类：第一类是能够黏住作者、抓住稿子的编辑。他们深知优秀作者与作品对于出版业的重要性，并且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广泛的知识储备，能够与作者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掌握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技巧，能够与作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能够准确识别出具有潜力的作品与作者。第二类是能够捕捉动向、找到稿子的编辑。专业水平高的编辑，才能够及时捕捉、开发特定领域的新作者、新稿子。第三类是善于互动、改好稿子的编辑。案头功夫深的编辑，能够琢璞为玉，善于把不成熟的书稿改造、加工成好书稿，善于引导作者写出出版社所需要的书稿。第四类是精于统筹的编辑。这样的编辑能够把一本好书扩展成一套书、一个系列，把一位作者扩展成一类作者、一群作者，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从而扩大战果，把一个品牌产品变成品牌集群。第五类是善于全媒体运筹的编辑。这样的编辑能综合考虑纸本书、电子书、听书、网络出版物等产品形态乃至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行性，并事先确认好著作权相关的专有出版权的授权范围。第六类是长于擘画的编辑。这样的编辑善于审时度势、整合资源、知通统类、规划凡例、布局谋篇，从而推出重大出版项目和扛鼎之作，形成标志性品牌。
过去的编辑人才主要是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磨炼出来、自我养成的。现在，编辑出版人员所面对的出版专业要求更高、学术发展挑战更大，技术挑战、市场挑战也更大，光靠实践磨炼、自我养成是不够的，还需要与学术训练、课堂塑造结合起来，培养而成。做好编辑人才的“选、育、管、用”，关键在于素质培养。我认为，一要培养编辑的使命意识。编辑要有文化情怀，有报国新民之志，志在梨枣、热爱出版。二要培养编辑的文化学识。出版是传承文化的事业，出版人自身首先得是文化人，是好读书、能治学、有学识的文化人。三要培养编辑的洞察能力。洞察能力就是战略思维，要讲大局、顾长远，胸无大局者没有宽阔的眼界，就不可能生产出反映时代精神、富有原创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厚重之作，就不可能把出版社的品牌发扬光大，高质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四要培养编辑的识人之能。识人，既是指善于追踪学术和社会动态，发现好作者，从而发掘好选题、找到好书稿，也是指善于协调团结出版生产链条、阅读推广链条中的要素任务，从而使得编辑出版工作变得有益、有效。五要培养编辑的经营头脑。这里的经营能力包括对海量信息的发掘能力、优质内容的策划和整合能力、对数字内容经营管理运作的能力、跨媒体出版的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资产运作与资本运营能力，等等。六要培养编辑的特色理念。要避免跟风炒作、重复出版，精准找到自身定位和条件，保持出版企业的特色。七要培养编辑的顺变思维。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既给出版业带来极大的挑战，也给出版业提供了培植新质生产力、构建出版新业态与新生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要学会顺时而为、顺势而上，在创新中获得新优势、获得新发展。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编辑队伍，出版业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产出更多优秀、有价值的出版物。
6
主编：新技术为出版业带来了新质生产力，为出版业链条式融合、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但同时也带来了版权保护困境、内容同质化等新问题。您曾提出“拥抱技术，但要客观冷静”，在推进新技术与出版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应如何平衡效率与质量，守住“文化底线”？
刘伯根：这几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确深刻改变着出版流程的全链条各环节，特别是从出版机制上来看，影响可谓深远。
从出版业内容生产来看，对于以知识密集、智能创造为主的出版业而言，人工智能产生的冲击是几何级数的，但同时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视频生成能力，正在逐步改变着内容生产的模式。它不仅能够辅助作者进行创意构思、内容撰写，还能在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宣传营销等多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出版业丰富内容资源、降低生产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个性化服务水平。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虽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仍然无法达到人类思考的深度和价值判断的精准度。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便利的同时，保持内容的创造性和思想性，避免被技术所“绑架”；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著作权问题、科技与学术伦理问题、文化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监管问题，确保其在出版业的应用中能够遵循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保障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出版业产品形态来看，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出版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传统出版业的版图。2021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近1.3万亿元，这里面包括10类产品，其中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移动出版这4类与传统出版紧密关联的数字出版的销售收入大约517亿元，约占书报刊出版和出版物发行主营业务收入的11%。这个数字说明，我国的数字出版，特别是传统出版的转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24年4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5.7亿，同比增长7.53%，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占网民规模的比例首次超过50%。这些数据说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书、有声书、在线阅读平台等新兴业态的兴起，不仅丰富了书业产品的形态、读者的阅读选择，也拓宽了书业的发展空间、为书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从出版业营销来看，除了技术创新带来的融合发展挑战，出版业内部的竞争也更多地从传统的产品销售量竞争，转向包括产品、作者、出版商、发行商、零售商、知名人士、各类“网红”共同参与的流量搏击。流量竞争成为营销产品、打造企业品牌与作者品牌，进而带动相关产品营销的要义。2023年，从渠道销售码洋构成看，平台电商规模依然最大，码洋比重为41.5%；其次是短视频电商，码洋比重为26.7%，超过垂直及其他电商，成为第二大销售渠道；实体店渠道码洋比重为11.9%。流量竞争与互联网紧密相关，总体上应当加强引导，使其本着共赢的原则，朝着有利于提升业内外企业竞争能力与活力的方向发展。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出版内容的高效生产、产品形态的丰富发展、产品的高速传播和精准营销，构建智慧书业新生态，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书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版权保护问题尤为突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也是数字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7
主编：全民阅读作为文化基本建设，已经形成了日趋良好的生态。您一直积极推动阅读工作深入开展，加强全民阅读链条各环节紧密合作，特别是近年来韬奋基金会在您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的全民阅读活动。您认为当下出版业应该如何持续推动阅读工作、提升服务能力？未来全民阅读的发力点又在哪里？
刘伯根：读书使人进步，这是世界共识。中国自古就是崇尚读书的国家，向来把读书当作“第一等好事”。不过，这个“好事”一直是少数人自己做、自己受用的个人行为。一百多年前，有了现代出版和现代学校，读书才在社会上普及起来，成为群体行为。把读书当作全社会的事、全民族的事，加以倡导、推动的时间并不长。
全民阅读的兴起也就30年左右的时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读书活动逐步由个人行为、群体行为演进成为全民践行的社会行为。在此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亲自倡导，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指明了方向；政府部门积极引导，为全民阅读确立了框架和目标；全民阅读进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有了制度保障。
全民阅读有着自己的链条。其中，出版机构是全民阅读产品的直接提供者，未来需要尽快从内容提供者向阅读服务者转变，引领新时代主流阅读新风尚。
推广全民阅读首先要从高质量的主题阅读抓起，从主题作品、阅读空间、阅读平台等方面重点发力，在整个阅读链条上凝聚合力。这些年来，我们出版了很多优秀的主题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顺应了时代精神，提升了文明高度，创新了文化服务，仅仅是列入中宣部2024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选题就有171种，2024年全国各出版单位自己上报的主题出版选题有2500种左右，实际出版的选题要更多。这么多的主题出版物，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出版的一个独特板块，对整体出版工作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从质量上看，优秀的、“叫好又叫座”的主题出版物不在少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内容创新不足，存在同质化现象；二是读者导向的思维不足，内容和体裁缺乏吸引力；三是市场化意识不足，商业模式单一；四是数字化转型不足，出版效率不高；五是受众覆盖面不足，阅读传播效果有限；六是国际化程度不足，国际推广力度不够。这些都是做好主题出版物时需要着力改进的地方。
推广阅读还需要着力建设阅读空间。农家书屋、社区书坊、学校图书馆等局域空间，实体书店、互联网阅读平台、文化馆等公共空间，构成了全民阅读的基本空间，这些空间正在不断丰富完善。但是还是有不少地方缺少阅读空间，或者缺少阅读产品。今年1月，我去了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县。这个县的老图书馆只有500多平方米，后来在国投集团的支持下，于2024年3月投资新建了罗甸县民族图书馆，建筑面积近1800平方米，可藏书15万册。藏书空间是增加了，但是缺少图书，阅读空间真的很“空”。当地副州长找到我们韬奋基金会，希望我们能捐赠100万元的图书，支持当地的全民阅读工作。我们与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的张久珍院长等同志一起，实现了图书捐赠，并开展了阅读推广活动。这个事例说明，很多阅读空间需要“填空”，而这个“空”，既是出版单位推广出版物特别是主题出版物的着力点，也是作家学者、阅读推广人开展主题阅读的着力点。韬奋基金会历年来针对县以下基层阅读空间捐赠的图书已经达到10亿多元码洋，2024年就达到1.4亿元，所捐赠的图书当然是从包括中国出版集团在内的全国出版单位募捐来的。新阅读研究所目前正在开展针对乡村中小学的“新阅读研究”，并且计划每年捐赠2000万元码洋的相应图书。
2006年全面阅读活动普遍开展以来，许多好的阅读平台得以搭建。2008年，中国出版集团在河南郑州的第18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搭建“读者大会”，把广大读者与众多著名作者直接联系起来。2009年，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创办“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旨在打造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课堂，2022年起由中国出版集团承办。全国各地也开始办起了诸如“书香河北”“书香江苏”“书香浙江”等阅读活动平台。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于搭建阅读平台都有很好的部署，比如开展几百个到几千个书香之家、书香之村、书香之乡、书香企业、书香机关、书香军营推荐活动等。各地区各单位还打造了许多专项的阅读活动平台。这些阅读平台针对特定读者有着特定主题，各有着力点和特色。中宣部举办的“全民阅读大会”，有着极高的号召力和参与度，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阅读平台。充分借鉴这些阅读平台的经验、借助这些阅读平台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将更多的主题图书推向读者，推动主题阅读；也可以从中更好地把握主题阅读的变化趋势，生产出更好的主题出版物；还可以联系作家作者开展主题阅读推广活动，提高主题阅读推广的适配性、主题出版物创作的针对性。
其实不仅仅是出版机构，文化界、科技界和教育界，阅读空间和阅读平台，媒体机构、行业组织、社会公益组织、阅读推广人和广大读者，共同构筑了有机联系的全民阅读链条，这个链条正在日趋完善。我们在推广主题阅读的时候，可以统筹兼顾、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凝聚整个阅读链条的合力，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主题阅读的成效。
8
主编：韬奋基金会组织设立的韬奋出版奖在出版领域有着重要影响，是中国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奖项，对于出版人的榜样价值和指引意义是如何体现的？
刘伯根：韬奋出版奖由韬奋基金会创设于1987年。目前是在中宣部领导下，由中国出版协会和韬奋基金会组织评选，每三年评选一次。从1987年到2024年，共主办了14届，共评出227人（其中第9届评奖时一度称为“韬奋出版新人奖”）；另有叶至善、许力以、王益、王仿子、陈原5人，第一届时获得荣誉奖。
韬奋出版奖作为中国出版界最重要的个人奖项，是对作出卓越贡献的出版人给予的最高褒奖，在新闻出版领域有着极大影响。获得奖项，意味着迈入了出版家、新闻家行列。因此，每一届的颁奖都吸引了无数目光、重大关注。韬奋奖因其倡导“职业精神”、鼓励创新创造、树立行业榜样、引导事业发展、引领主流文化价值传播的功能，成为出版人的崇高目标。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杰出的出版人获得这一殊荣。
9
主编：您提出出版业“既要挺住，更要挺进”。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未来出版业如何求新求变，积极主动适应新环境新趋势，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刘伯根：2024年出版业的状态整体向好，挺住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呈现出新的发展气象。一是出版生产的品种数量保持稳定，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在选题工作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多元化和精细化成为选题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二是主题出版、古籍创新出版、文学艺术类出版等细分领域，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民阅读、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等方面的成绩亮眼；三是学术著作的出版有所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版权输出量也有所增加；四是电子书、听书和各种网络出版物的制作数量大幅增加，制作质量也有提升；五是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特别是图像制作方面的应用取得突出进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压力仍然存在，挑战依然不小，出版业仍处于结构性动态调整之中。一是从销售数据来看，除了文学艺术类以及文化教育类图书外，整体的出版市场增长乏力；二是新书品种占比进一步减少；三是市场秩序和侵权盗版问题仍未解决；四是实体书店的销售总体上依然面临极大压力；五是平台电商、短视频电商、垂直及其他电商等网络销售的增长势头放缓，新渠道的增长性有待加强。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出版业整体上呈现顶住压力、向新向好的态势，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出版产业链条融合式、创新性发展不断深入，全民阅读链条日趋完整，全年发展值得期待。
出版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要进一步加强横向跨界融合，扩容产业规模，提升融合发展增量；进一步加强全民阅读链条中各个环节的合作，丰富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强化专家学者的阅读引导，制定分类阅读、分级阅读、个性化阅读的服务方案，形成阅读需求导向；进一步推动数字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应用，推进数字农家书屋公共服务升级，拓展公共阅读空间的功能，扩大阅读产品供给范围；进一步加强有趣的、娱乐类的产品供给，加强科学探究、红色体验、研读游学等体验式阅读的引导，加强智能化阅读生态的建造，丰富阅读选择和体验。
韬奋基金会也将一如既往，继续在研究产业发展、活跃出版交流、培养出版人才、组织图书捐赠、开展阅读推广、搭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平台等方面，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访谈设计：龙杰 余大品；执笔：吴婷 孙莹）
联系方式
公众号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