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根：让阅读成就未来

       韬奋先生以笔报国、弘文传道、服务大众，他坚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竭诚为读者服务”，立身为旗，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传承韬奋精神、推动全民阅读，正是韬奋基金会的宗旨所在、使命所系。多年来，基金会以推动社会公益与全民阅读为己任，凝聚各界力量，努力让好书走进大众、让阅读成就未来。

       阅读由个人行为演进到社会行为，进而发展到国家行动，是时代的呼唤。

读书使人进步，这是世界的共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倡导。1995年11月15日，教科文组织进一步把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目的有三个，就是“享受阅读的乐趣，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更简洁地说，就是享受阅读乐趣、致敬学者作家、保护知识产权。因此，世界读书日是读者、作者和出版人的共同节日，更是倡导全人类都来读书的重要标志。

“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这是中国的传统

      不过，几千年来，这个“好事”一直是少数人自己做、自己受用的个人行为。100多年前，有了现代出版和现代学校，读书才在社会上普及起来，成为群体行为。而把读书当作全社会的事、全民族的事，加以倡导、推动，成为社会行为的时间并不长，也就30年左右。19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成就，人们在追求富裕与文明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读书的重要性，因此才逐步兴起了读书工程、知识工程、全民读书、国民阅读、读书节、读书日、全民阅读这些概念和行为。

全民阅读，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共识

       1997年，中宣部、原文化部等9部门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并从2000年起，将每年的12月确定为“全民读书月”。1999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当时叫研究所）开始发布《全国国民阅读年度调查报告》。

       2003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朱永新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同时建议将9月25日即鲁迅先生的诞辰日定为“全国阅读节”。此后，朱永新连续20多年提交相关提案，提案中逐渐统一使用“国家阅读节”这一表述，并将建议日期改为9月28日即孔子的诞辰日。

       2006年，中宣部等11部门在第11个世界读书日前夕，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

       2007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聂震宁等31位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主张成立国家级的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设立“国家读书节”，并希望通过制度化设计，将阅读推广覆盖全国，确保每个公民平等的阅读权利。

       2013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邬书林等115位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设立国家全民阅读节、进行全民阅读立法、制定全民阅读规划以及建立国家阅读基金。

       自此，读书活动逐步由个人行为、群体行为演进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为，成为与世界读书日相联系的全民共识。

促进全民阅读，是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责任与义务，是全体公民的权利。

       新时代以来，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亲自倡导，为全民阅读指明了方向。早在2006年，习近平同志就在《之江新语》中说，我国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2009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讲话。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再次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意义，对广大党员干部、对青少年孩子们、对全社会都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政府部门积极引导，为全民阅读确立了框架和目标。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2014年起连续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建成文化强国作了擘画。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同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再次强调要“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

       各种法规日益健全，为全民阅读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17年）等关系到全民阅读的法律，以及众多部门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包括中宣部《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2020年）、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2024年）等。2026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了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提出了“构建全民覆盖、普惠高效的全民阅读促进体系”这个基本要求，规范了全民阅读的推广、服务、保障工作以及法律责任，使得全民阅读有了法律遵循。

       社会各界积极行动，为全民阅读构筑了日趋完整的链条。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机构、阅读平台、媒体机构、行业组织、社会公益组织、阅读推广人和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共同构筑了有机联系的全民阅读链条。

       这几年，我国每年都召开全民阅读大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后，今年在4月的第四周首次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周”活动，全民阅读从形式到举措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全民的行动。

       为什么阅读？这是人生意义与社会进步的双重选择。

       我认为，个体阅读的目标，在于获得知、智、思三个层级的人生体验。知是知识的积淀，智是智慧的生长，思是形成独立的见解与思想。

       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通过掌握各种自然规律、生活常识、生存技能、生产能力，适应社会、适应生存发展的要求，从而顺利地生存与生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与读屏，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都很重要，完全可以遵从个人的阅读习惯。出版的基础功能是记录并传播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掌握各种自然规律、生活常识、生存技能、生产能力，适应社会、适应生存发展的要求。知识的积累会逐步丰富生活的体验，从而以文化人，浸润生命，形成自己成长的印迹、生命的印记与文化的印痕。

       阅读是为了启迪智慧。借助优秀的科技文化作品中作者对于万物规律的洞察，潜移默化地塑造自己的认知与思辨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改造世界、成就事业，做一个有所建树的人。这个层级的阅读应当以相对系统的纸本阅读为主，以数字阅读为辅。智慧是由此及彼地对万物规律的洞察。优秀的出版物，往往凝聚了创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创新思考以及人生体悟。哲学著作中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科技读物中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追寻，文学作品中对人性光辉的入微刻画，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认知与思维。智慧的启迪最终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提升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辨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改造世界、成就事业，更真切地感受世界的美好，提升生活的品质。

       阅读是为了淬炼思想。通过阅读经典的学术文化著作，从而提升生命的意义，推动社会的进步，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这个层级的阅读应当主要依赖系统的纸本阅读。思想是独立人格的觉醒和社会使命的担当。最高层级的出版与阅读，是从古今中外的思想智慧中提炼规律、融会贯通，形成独立见解，活得通透澄澈。新时代的出版，要肩负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引领社会思潮与风尚，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每一个个体的阅读，首先是为了成就人生的意义，进而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大家都来阅读、全民阅读的目标，是为了“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成就全民族新的未来。

       阅读什么？选择性阅读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

出版是阅读的前提

       从先秦时期的竹简、木牍算起，我国的出版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的楚墓竹简，有804枚，其中有文字的726枚，共有1.3万多个楚国文字，其墓葬的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中—前3世纪初。这个郭店楚简被公认为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原装书。出版的历史虽然很长，但我国自有印本图书以来至1949年的1400年间，累计出版的图书不过28万种，其中辛亥革命之前为18万种，辛亥革命至1949年为10万种。而现在，我国每年出书就有几十万种，比如2024年就出版新书22.8万种，重印图书32.2万种，共计出版图书55万种。2025年全国图书市场的动销品种有140万种，这还不包括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书、网络出版物，如果再加上外国的出版物，数量更是惊人。面对这么多的图书等出版物，绝对是读不完的，必须要选择性阅读。

选择性阅读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

       怎么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读好书”。怎么选择好书？一个办法是参考专业机构的推荐书单、各种获奖的榜单或者著名学者的个人阅读书单。但这也仅仅是就阅读纸本的图书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结合个人的工作生活需要、兴趣爱好和阅读习惯，而不是盲目跟风。这就涉及读者的身份和读书的目的问题。

       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选择。我们不妨将读者做个简单分类。第一类是“学习型”读者，主要是在校学生。这类读者主要读的是课本、教材、辅导读物。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尽可能地广泛阅读，特别是多读经典著作，既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生存取向、人生道路，也决定着今后的精神底蕴和思想富足程度。第二类是“研究型”读者，主要是学术文化、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工作者。他们的职业决定了注定要以阅读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手段，要在阅读与工作的双重锤炼中不断获取新知、增长智慧、丰富思想。这类读者的阅读选择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非专无以精进，成不了专家，非博无以广才，成不了大家。第三类是“职业型”读者，主要是新闻编辑出版从业人员以及政府官员与管理人员。他们的职业要求是相对的“全能全知”，编辑出版人员如果不能广泛阅读各学科知识，就不能面向全社会，披沙拣金、取精用宏，辨别好书、发现好书稿、编出新的好书、善于推介好书。朱自清在其《文选序》中就说，“读书多的，取精用宏，自然深了，读书少的便不能如此”。政府官员与各类管理人员如果不能广泛涉猎各门类知识，就不能面向各类人群，“弹好钢琴”、带好队伍、管好一大片；越是高级的官员和管理人员，往往工作也越忙，但同时也越需要读书。第四类是普通读者。这类读者平时与书本打交道不多，阅读什么、阅读多少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他们也正是最大的阅读群体、阅读基数，是阅读推广最需要关注的对象，是出版产品增长的最大空间。

阅读需要价值引领

       今天，我们要仰望星空，要读经典，读人类文明的精华。因为“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论语》《荷马史诗》这些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经典，是文明的“压舱石”，也是阅读的“基本盘”。它们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人性的永恒与时代的变迁。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言：“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经典正是图书馆里最璀璨的星辰。今天，我们更要立足当下，读当代的主题出版物，读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鲜活的时代故事。这是我们把握时代脉搏的指南。中宣部每年遴选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从《习近平扶贫故事》到《伟大的中国大运河》，既扎根当下，又指向未来。这些书籍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的发展逻辑，理解“四史”“三化”的深刻内涵，引导我们为建设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

出版工作的任务是适应阅读的选择

       出版的供给能力与质量，决定了阅读的吸引力与品质。出版界要始终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深耕经典、聚焦时代，推出更多彰显中华文化底蕴、反映新时代精神风貌的精品力作，以高质量的内容供给和丰富的阅读形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阅读需求。

       目前的情况，一方面，出版企业生产的产品存在积压、卖不出去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民众以及特殊群体却又读不到好书甚至无书可读，有的连普通的知识性读物都很缺乏。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强调要把阅读推广活动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这五类重点地区，以及少年儿童、老年人、阅读障碍者这三类特殊人群延伸，是完全必要的，是“补不足”以成就“全民覆盖、普惠高效”。

       如何阅读？勤苦的精神加合适的方法是基本路径。

       阅读从来不是轻松的消遣，而是需要毅力的修行。勤读书、苦读书是阅读的基本路径，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也是古今中外学者反复强调和践行的，勤读、苦读的故事也俯拾皆是。

       同样是勤读、苦读，有的人收获大，有的人收获小，这就有一个好的阅读方法问题。当代，面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面对洪流滚滚的互联网信息，阅读方法是否适合自己就显得特别重要。中外学者关于阅读的方法与技巧、经验与引导，出版过许许多多的有关读书的“书”，可以供我们参考。我认为，第一，比较广泛的泛阅读、浅阅读是成为“阅读者”的基础，一定方向的精读、经典阅读是成为学问家、专门家的前提。第二，按照自己的职业需要和个人“雅好”系统阅读纸本书刊，是成为好的“读书人”的必须；积极适应数字化生存的需要，拥抱数字阅读，读屏与视听并用，是所有当代读者的必然。第三，阅读中有方法智慧。宋代朱熹的“六条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影响中国文人读书方式近千年；美国学者艾德勒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提出的“阅读四层次论”——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以及众多的“阅读学”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读书学习的规律总结和方法借鉴。

       在网络时代，我们既要有所筛选、有所扬弃，读有所专，找到自己阅读的“雅好”，形成自己的阅读方法，珍惜自己的时间生命；也要不捐细流，适应和拥抱数字化阅读浪潮。最重要的，不是载体，不是路径，而是“阅读”本身。

       让我们积极拥抱阅读新风尚，让阅读成就未来、成就祖国的明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