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 | 论邹韬奋的出版创新思想与实践

导读

       2025年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同志130周年诞辰，回顾他的出版历程，总结他在出版工作中的创新思想与实践，以期为当代出版工作者提供启迪。

       邹韬奋主办创办了《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五种杂志，创办了《大众日报》一种报纸，创办了一个出版社——生活书店，亲历了书报刊三种主要出版物的出版工作。他编著、翻译了《职业教育研究》、《事业与修养》、《萍踪寄语》（三集）、《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苏联的民主》、《革命文豪高尔基》等近40部图书，近800万字的作品。

       邹韬奋在出版工作中的创新包括许多方面，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总结其在出版理念、出版组织、出版内容、出版服务和出版管理等出版工作方面的重要创新举措。

       研究发现，出版理念创新可以归纳为：以传播先进文化为鹄，坚持出版工作的大众立场，竭思尽智为读者服务，妥善处理出版业的事业性与商业性。出版组织创新主要体现于在生活书店采用了新型的生产合作社制，建立了多种内部组织机构。出版内容创新主要体现在主编《生活》周刊等报刊时，从调整期刊定位，改变办刊宗旨入手，以新的思路让老刊物焕发新生；从改变文风入手，让内容更加贴近读者，令老刊物焕发新容貌；始终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发声；增设“小言论”“读者信箱”等新栏目，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严格把关，重视内容质量；注重版面设计，创新表达形式。出版服务创新主要体现于为读者服务、为行业服务、为社会服务。出版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生活书店的管理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工作采用计划化的方法，采用唯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方法。

       邹韬奋的出版创新思想与实践还有许多方面，这既是韬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优秀出版传统的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继承与弘扬。

摘要

       梳理邹韬奋的出版创新思想与实践，以继承和弘扬韬奋精神。邹韬奋在出版工作中的创新主要体现于出版理念、出版组织、出版内容、出版服务和出版管理方面。出版理念创新可以归纳为：以传播先进文化为鹄，坚持出版工作的大众立场，竭思尽智为读者服务，妥善处理出版业的事业属性与商业属性。出版组织创新主要体现于在生活书店采用了新型的生产合作社制，建立了多种内部组织机构。出版内容创新主要体现在主编《生活》周刊等报刊时，从调整期刊定位、改变办刊宗旨入手，以新的思路让老刊物焕发新生；从改变文风入手，让内容更加贴近读者，令老刊物焕发新貌；始终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发声；增设“小言论”“读者信箱”等新栏目，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严格把关，重视内容质量；注重版面设计，创新表达形式。出版服务创新主要体现于为读者服务、为行业服务、为社会服务。出版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生活书店的管理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工作采用计划化的方法，采用唯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方法。

       关键词 | 邹韬奋；韬奋精神；优秀出版传统；出版创新思想与实践；《生活》周刊；生活书店

正文

       2025年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同志130周年诞辰，新闻出版界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顾他的出版历程，总结他在出版工作中的创新思想与实践，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邹韬奋生于1895年，病逝于1944年，在短短50年的生涯中，他主办创办了《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五种杂志，创办了《生活日报》一种报纸，创办了一个出版社——生活书店，亲历了书报刊三种主要出版物的出版工作。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编著、翻译了《职业教育研究》《事业与修养》《萍踪寄语》《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苏联的民主》《革命文豪高尔基》等近40部图书，给我们留下了近800万字的作品。他既写文章、写书、译书，深知作者的辛苦，也编稿、编书，经营出版企业，从事出版管理，深谙编辑出版工作的不易。为了做好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经营管理好出版企业，他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使创办的报刊和出版社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下迅速崛起，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的创新思想与实践，对今天的出版工作者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邹韬奋在出版工作中的创新包括许多方面，主要体现于出版理念、出版组织、出版内容、出版服务和出版管理创新。本文择其中一些重要的创新工作加以论述。

一、出版理念创新

       所谓的出版理念就是从事出版的宗旨与指导思想，是回答为什么做出版、为谁做出版、怎样做出版等基本问题。邹韬奋从小就对新闻出版有浓厚的兴趣，他在中学时期“即梦想着将来要做一个记者，随后凡遇着比较精彩的刊物都很注意研究”[1]627，并认为“编辑的职务是最适合我的个性”[1]628。他的父亲把他送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前身为南洋公学，1912—1921年用此名，后并入交通大学体系），希望他成为工程师，但是他自己却无志于此。1921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曾到厚生纱厂担任英文秘书，然而这个月薪120元的肥差并没有阻止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理想。1922年黄炎培介绍他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他从此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期刊和图书编辑工作。他的出版理念既有儿时对新闻出版工作的梦想，也有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后的体悟，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以传播先进文化为鹄

       邹韬奋曾经多次说过，办刊物、办书店不是为了个人挣钱，而是为了进步的文化事业。他提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1]453。他在创办生活书店时采用了生产合作社的模式，提出“这个生产合作社的原则，以社员共同投资，经营出版事业，促进文化生产为宗旨，除用在服务社会事业上的费用外，所得赢利归于全体”[1]628。那什么是进步的文化事业呢？邹韬奋认为，进步的文化事业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求，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

       适应时代需求，就要避免“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致力于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思想与观念，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摆脱愚昧。邹韬奋撰写、刊发了许多文章、评论等，介绍西方国家社会生活，批评我国当时的教育制度，讽刺军阀、官僚鱼肉人民的丑态等。适应时代需求，就是要关注世界大势，看清世界发展的趋势。邹韬奋提出，“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2]3，为此针对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了持续的宣传报道，撰写了多篇关注苏联儿童和妇女的文章，翻译了《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向读者推介了多部与苏联相关的图书。特别是他在苏联考察期间，撰写了反映苏联社会生活的系列通讯（结集为《萍踪寄语》第三集），向国内读者热情洋溢地介绍他在苏联各地各机构走访时的见闻，高度地赞扬苏联取得的成就。适应时代需求，就是要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情况下，宣传抗日救亡。邹韬奋组织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战的书刊，这成为传播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与平台。此外，他还组织出版了多期杂志专刊、号外，介绍前线抗日情况。由于坚持不懈地宣传进步文化，他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断迫害与打压，不得不多次流亡，他所创办的期刊被迫停刊，他主持的书店的分支机构被迫停业。

       1944年邹韬奋去世后，中共中央发来唁电：“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3]2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肯定“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4]。1983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包括生活书店在内的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予以确认。这些都是对邹韬奋及其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的肯定。

       2.坚持出版工作的大众立场

       为广大群众服务，是邹韬奋从事出版工作的最大愿望。他多次提到，报刊要为最广大的群众服务，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这是我们首先要认清的基本问题。[5]649“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我们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影响。”[6]695如何才能服务好大众呢？邹韬奋给出的办法是——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看得懂这个报，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对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以及一切日常的生活都有益处。所以他主编的报纸期刊，其话题多是围绕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使用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他撰写、编发的稿件也多是千儿八百字的短文。他在创办《生活日报》的建议里提道：“本报为辅助教育普及起见，用最浅显的文笔描写复杂的事实，凡深僻之字句及古典，都力求避免。”[2]32

       3.竭思尽智为读者服务

       毛泽东给邹韬奋的挽词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现在我们一谈起邹韬奋，一提起《生活》周刊、生活书店，首先想到的就是服务精神，这已经成为其主持的出版机构区别于其他出版机构的鲜明标签。“服务精神”是邹韬奋重要的出版理念，也是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这一“生活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之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出版业的中心，大刊名社林立，各个出版机构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活系”没有雄厚的资本，没有煊赫的背景，但却迅速为读者喜爱，“服务精神”是其“独门秘诀”。邹韬奋曾经说：我接手期刊（《生活》周刊）以后，即确定其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7]，只须于读者有点帮助，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不避辛苦，诚心诚意地服务，我们的这种服务，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群众的深刻同情，于是对于我们的文化事业给予非常热烈的赞助。[6]696这里所说的为读者服务，最初是解决读者生活中所面临各种难题与困境，包括解疑答惑、代购代买等，成为读者信赖的朋友，后来服务范围不断拓展，其含义也包括服务行业、服务社会等。

       4.妥善处理出版业的事业性与商业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政党出版机构、社团出版机构、商业出版机构等各显神通，各谋发展之路。如何对待出版业的双重属性，即事业属性和商业属性（也就是现在说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同的出版机构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生活书店作为一家生产合作社制的出版机构，同样也面临关于两个效益的取舍问题。邹韬奋为此专门撰写文章《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提出：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如果我们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衰落，所谓两败俱伤；但是如果只顾及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牺牲，使书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事业性有时不惜牺牲，为着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6]692-693

二、出版组织创新

       邹韬奋关于出版组织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于生活书店的组织模式中。

       1.采用新型的生产合作社制

       1932年，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创办生活书店时，没有采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当时通行的企业组织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生产合作社制。这种组织形式具有集体所有制的特征，强调员工集体持股，利润集体分配，经营管理实行民主集中制。邹韬奋在《萍踪寄语》（初集）中写道：“讲到本社内部组织，记者要很欣然地宣布，我们已经采用了生产合作的办法了。”[1]628《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的起草者胡愈之回忆道：“我向他（邹韬奋）建议，把《生活》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8]155，“规定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的原则，使生活书店的组织形式更适合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需要，它不是私人牟利的企业，而是集体经营的文化阵地”。[8]21曾经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张仲实回忆道：“凡在该店正式担任职务的人，都作为社员，股款按月从薪水中扣除百分之十，并有职业保障，不得随便解职……管理采取民主集中制办法。”[9]79

       合作社思想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合作社也是支持和赞成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在苏联实行合作社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于1923年发表了《论合作社》。[10]列宁提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合作社是集体企业。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的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后以《合作事业与新经济政策》[11]为题，于1924年8月10日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

       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引入中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农村、金融等生产流通领域推广合作社，1934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合作社法》。但是合作社这种组织模式在出版领域鲜有应用。

       生活书店采用合作社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组织创新。这种创新的制度设计来自生活书店的“军师”胡愈之。[6]256为什么胡愈之建议采用合作社？目前对此没有更多的材料予以阐明。笔者认为有几点可能与此相关：一是胡愈之对合作社理论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列宁的《论合作社》经翻译后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胡愈之是杂志编辑，他肯定读过此文并认同此理论。二是胡愈之对合作社的实践也有深入的了解。1931年年初，他从法国归国途中，在苏联停留7天进行考察，参观了工厂、农村等，对苏联的合作社实践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是胡愈之、邹韬奋都对集体经济高度认同，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不赞成。

       合作社制的特点是员工都是股东，所有员工平等，都是企业的主人，这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局限性，比如大量增加股本比较困难，对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实现规模扩张有限制。合作社制在企业规模较小、员工较少时是适宜的，在企业规模较大时会面临一些问题。这从1940年邹韬奋撰写的《关于组织是否适宜的问题》一文可以看出端倪。这篇发表在《店务通讯》93号的文章，旨在回答“有些同事”的疑问。文章中提道：“我们是否应该根本推翻原来的组织而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组织呢？这是值得我们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原来的组织无疑地有着它的许多优点，所以目前的方针是在可能范围内保持原有的组织，对于资金缺乏另想补救办法。”[6]395从中可以看出邹韬奋坚持合作社制的态度。

       2.建立多种组织机构并行

       生活书店作为一种商业机构，在业务上有总经理、经理、各部科主任等管理体系，这与其他出版机构并无两样。但是，在业务管理体系之外，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生活书店还设置了独特的内部组织机构，即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自治会。这四种组织机构的成员，或是生活书店的正式员工，或由员工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与性。理事会管理经营事宜，人事委员会负责人事方面的工作，如待遇、奖惩等，监察委员会负有查账等监督职权，自治会负责员工卫生、娱乐及教育。在这四个组织机构中，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具有经营、人事方面的决策权，监察委员会具有监督权。业务系统（包括总经理、经理等）要执行这些决策机构制定的原则与章程。但是原则与章程内事宜的具体执行情况，由业务系统独立负责。[6]608这种独特的组织体系的设计，体现了集体管理思想，实现了每一个员工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的目标。

三、出版内容创新

       对任何一个出版机构来说，内容创新才是赢得读者喜爱的关键。为此邹韬奋多次强调内容创新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12]204邹韬奋从1922年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及编辑图书，即开始他的编辑出版生涯。此后，内容创新的实践伴随其一生。以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等报刊为例，内容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1.调整期刊定位，改变办刊宗旨

       邹韬奋从调整期刊定位、改变办刊宗旨入手，以新的思路让老刊物焕发新生。1926年主持《生活》周刊以后，对刊物定位、办刊宗旨进行了改革。此前，该刊侧重于个人职业教育与职业修养相关内容，在邹韬奋的主持下，它逐渐蜕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黑暗势力展开了迎面痛击。[12]202到后期，《生活》周刊已发展“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2]3，其文章内容从关注个人，转向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刊物的读者定位也发生了转变，从原本服务“小众”的刊物，逐渐成为以服务“大众生活”为宗旨的刊物。

       2.改变文风，使内容更加贴近读者

       邹韬奋从改变文风入手，使内容更加贴近读者，令老刊物焕发新貌。他非常注重文字的浅显易懂，提出：“本刊（《生活》周刊）文字诚当力求浅显，然同时并当顾到雅达，使读者不但改进思想，并能获得以文会友之益。”[13]同时，内容也要变换，“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 [12]197。邹韬奋认为，所谓的有趣味就是文章要做到雅俗共赏；所谓的有价值，就是使人看了后得到“灵感”，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得懂《生活日报》，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5]679胡愈之曾经撰写《韬奋与大众文化》一文，其中提道：“就韬奋的写作技巧来说，缺点也很多。但这些缺点同时也可以说正是他的优点。例如他的文体，有时拖泥带水，半文半白，有时翻来覆去，架床叠屋；甚至有时带一点低级趣味。但是为了引起文化水准较低的大众的阅读兴味，低级趣味的手法，不但不必避免，而且甚至是必要的。”[8]363

       3.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发声

       邹韬奋始终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说话，为大众诉苦，为大众嬉笑，为大众怒骂”[8]362。在他的主持下，《生活》周刊在文章主题的选取上更加注重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刊发了大量大众关注话题的文章。例如，1927年发表了介绍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文章，包括《什么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办法》《民生主义中的吃饭问题》《民生主义的穿衣问题》《民生主义的精髓》等；1928年发表了揭露讽刺军阀贪官的文章，包括《军需与姨太太的月费》《听腐化分子的腐话》《贪官污吏的好成绩》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生活》周刊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报道中国军民浴血抗日的行动，如《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伤心惨目》《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为民族争光的马占山将军》等；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生活》周刊在短短一个月内刊发了《痛告全市同胞》《几个紧急建议》《上海血战抗日记》等一系列文章。除了刊发相关文章，《生活》周刊还出版号外、增刊，发挥舆论机构的作用，以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

       4.增设新栏目，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为了拉近与大众读者的距离，《生活》周刊增设了许多新栏目，如“小言论”“读者信箱”等。此外，它还通过“编者附言”“编者按”“编后随笔”“小评坛”等栏目，表达立场和观点。

       1927年10月，《生活》周刊开始在刊首增设“小言论”栏目，该栏目主要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以针砭时弊，批判军阀统治、官僚腐败以及社会不公等现象为主要内容。其开篇之作为《大失所望》，从一个美国妻子精心照看病榻上丈夫的故事，引申出夫妻之间“心满意足的真诚的纯粹的爱”，才是人生不易享受的幸福这一论点，批判包办婚姻。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于“小言论”栏目，声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批评“不抵抗主义”，如《应彻底明瞭国难的真相》《除了自救无办法》等。

       1926年10月，《生活》周刊开设“读者信箱”栏目，发表读者对于刊物的意见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看法等来信。对于读者来信，开始时邹韬奋“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的不可开交”[6]720。后来信数量多至每年两三万封，仅靠邹韬奋一人难以回复，因此专门安排四名员工从事拆信复信工作，但每封复信都要经其本人看过并签名才能发出。[3]33读者来信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求学、职业、家庭、社交、恋爱、婚姻、法律等各类问题。有一次，邹韬奋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复信，“说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终于玉成了他们一对快乐的小夫妻”[6]720。“读者信箱”是《生活》周刊最具特色的栏目之一。对于读者来信，《生活》周刊除了直接在刊物上刊登外，还会把未发表的来信结集成《读者信箱外集》出版。

       5.严格把关，重视内容质量

       邹韬奋对于刊发稿件的内容极为重视，对稿件的选择极为严格，不发人情稿、关系稿，甚至到了不顾情面、不计恩怨的地步。“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12]198除了严选稿件，对于稿件的编辑加工、校对等，他同样非常认真，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编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自己所不懂，或为自己所不称心。每期的校样要亲自看三遍，目的是使它没有一个错字。[12]200

       6.注重版面设计，创新表达形式

       邹韬奋非常重视报刊的版面设计，他在《生活日报》创刊号“编者的话”中提道：“关于本报编排格式和内容分配上的情形，我们希望每一位读者都非常熟悉，什么新闻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文字是在什么版上，什么爱读的材料在哪里找，都要非常清楚。”[5]358无论是《生活》周刊，还是《生活日报》等，都有其独特的版面设计。

       在版面设计上，邹韬奋非常注重图画的使用。他所创办的《生活》周刊等报刊，均大量采用与文章内容相匹配的新闻漫画、实用插图、人物照片等，形成了图文并茂的表达方式，有效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

       同时，邹韬奋还非常注意刊物文章的标题，无论是采用陈述句还是疑问句的形式，标题都力求简短直白。他曾说：“《生活》周刊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有订本的特殊格式，画报的格式和编排也屡有变化。” [12]204他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时，开设了“图画的世界”栏目。该栏目通过地图和漫画形式呈现一周重要国际事件，这在中国出版界算是创举。[5]296

       此外，邹韬奋在他的译著里，也运用了一些创新的表达方式。1927年1月至1931年6月，他在《生活》周刊上陆续连载了《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三部译作。在连载文章的后面，大多附有他写的“译余闲谈”[14−15]，或对译文的内容、译文中的人物进行点评，或结合我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以帮助读者理解。这种对译文进行逐章点评的方式，也是极为罕见的。

四、出版服务创新

       邹韬奋曾经多次阐述服务对《生活》周刊、生活书店发展的重要性：生活书店可以说是由服务社会起家的，[6]696服务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以说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6]720-721

       《生活》周刊、生活书店及其他“生活系”报刊的服务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1.为读者服务

       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以后，开设了“读者信箱”栏目，许多读者不仅来信咨询就业、婚姻、家庭等问题，还请求代购书刊及其他生活用品。为此，《生活》周刊特设“书报代办部”，不仅帮助海内外读者代买书报刊，还帮助读者“买鞋子、买衣料”等生活用品，甚至为读者物色好医院、介绍可靠律师等，直接服务读者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邹韬奋把对读者的服务延伸到阅读指导。1939年5月，生活书店成立了“读者顾问部”，解答读者关于读书、职业生活方面的疑问，还设置了“生活推荐书”栏目，每两个月为读者推荐最新出版的有价值的必读书，这些“在中国可以说是个创举”[6]125。加入“读者顾问部”的读者，可以享受阅读与购买书刊报的优惠条件。为了做好对读者的阅读指导，1939年1月，生活书店创办了《读书月报》，其宗旨是“推进战时学术研究，帮助读者自学”，其内容包括学术论著、社会科学讲座、书报评介、读书方法与经验、读书问答、读书小辞典、时事评论等栏目，此外每期还刊登新书和全国定期刊物一览等。

       2.为行业服务

       1939年1月，邹韬奋在《店务通讯》上发表了文章《本店机构的调整》[6]13-14，提到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分为四个部门，即总务部、生产部、营业部、服务部。设立服务部，首先是做好战地的文化服务，其次是为同行代办各类事务，如代办书报、代办印刷、代办发行等。

       3.为社会服务

       广义上说，书报刊出版发行工作都是服务社会，这是出版单位普遍的服务社会方式。对于《生活》周刊、生活书店等“生活系”来说，除了一般的服务社会方式以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方式。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本店史话》中提及三件“轰动的事情”，其中前两件都是服务社会的行为。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开始武力侵占东三省，马占山率领中国官兵奋起抗日。《生活》周刊随即号召海内外读者为抗日官兵捐款。《生活》周刊的这一义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半个月内即收到12.98万元。[3]39这是第一件轰动的事情。第二件轰动的事情发生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生活》周刊不仅为抗日将士举行募捐活动，还参加了战时后方的服务工作，包括帮助后方的机关采购各种军需用品，开办伤兵医院，收容伤兵，养护医疗等。[2]48此外，生活书店还响应政府号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服务社会。例如，1938年11月27日在重庆举行“义卖”活动，通过书刊义卖筹集资金用于支援抗战；1939年7月，发动征求10万封“致前线将士慰劳信”活动；等等。

五、出版管理创新

       邹韬奋的出版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生活书店的管理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

       邹韬奋曾经说过，生活书店的管理采用民主集中的原则，可概括为四点：领导机构一律选举产生；领导机构定期向整个组织报告工作；严格的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构和全体人员务必执行上级机构决议和上级负责人指示。[6]613为了阐明实行民主集中的必要性和如何实施这样一个创新的管理模式，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文章，供店内职工理解和掌握，如《民主与轨道》《意见的沟通》《对民主集中的正确了解》《关于本届选举的重要说明》《民主的纪律》等。

       为了避免实行民主集中制可能出现的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等问题，邹韬奋特别强调“集体领导，个人负责”的原则。领导机构只需负责制定原则，不必顾忌琐屑的事情；各店负责人只需根据领导机构制定的原则负责执行，不必事事请示。为了执行好民主集中制，邹韬奋还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民主的纪律、巡回视察的办法、加强对同仁的教育等。

       为什么采用民主集中制这种管理办法呢？邹韬奋认为其益处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民主的纪律、自发的纪律，不是单方面强加给每个人的，而是大家共同制定的；其次，全体人员在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最后，大家有意见能够充分表达，可以提高工作的努力精神。[6]609

       民主集中制由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首创，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将其确定为党的组织路线。[16]183邹韬奋生前并非中共党员（1944年去世后，中共中央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讨论、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路线等情况并不知晓，当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讨论，而生活书店的“军师”胡愈之当时是秘密党员，不可能向其介绍党内的组织原则。那么，他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来源于哪里呢？笔者以为，邹韬奋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来自他1934年在苏联的考察。

       1934年7月至9月，邹韬奋对苏联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考察。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工厂到农场，从医院到疗养院，从政府机构到工会组织等各种机构，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对苏联社会发展的新面貌进行了全面考察，对苏联取得的建设成就高度赞扬，对苏联所走的道路给予充分肯定，“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5]10。他的考察成果先是在《生活》周刊连载，后结集为《萍踪寄语》（第三集），其最后一篇题为《关于苏联的一般的概念》，其中有一个段落介绍“苏联的党的组织和政治的组织，最重要的原则是所谓的民主集权制”[5]281，隐含着对民主集中原则的认同。文中使用的是民主集权制，但其内容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早期翻译为“中央集权制”，到1927年6月，党内才开始使用“民主集中制”[16]195。所以邹韬奋用“民主集权制”来介绍苏联的民主集中制并不意外。1939年邹韬奋向生活书店员工介绍时，使用的是“民主集中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原则，并不为当时社会所了解，一般企业也没有采用，“当时生活书店管理的民主，员工工作时间之短，及生活的优裕愉快，为全国所无”[9]79。邹韬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书店内部管理上采用民主集中制，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创举。1950年4月，曾任生活书店编辑、时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的胡绳，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大会上讲话，对企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了论述：我们的企业能把业务搞好，因为我们有做好工作的武器，第一个就是“民主集中制”。我们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这就有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要求大家要好好地学会民主集中制这个武器。[17]由此可见邹韬奋在生活书店内部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超前性。

       2.采用计划化的方法

       邹韬奋曾经说过：所谓计划化，就是尽量使我们的工作有一定计划，依着这计划进行。[6]26大事应有大计划，小事也应有小计划，工作应该依着计划进行。计划化首先从生产部开始，然后扩展到各个生产环节，包括出版工作计划、编审工作计划、会计工作计划、造货计划、营业工作计划等。不仅生活书店总店有计划，各个分店也都有自己的计划。不仅每年有计划，每个季度、每个月都有详细的计划，“一切工作都应力求计划化”[6]26。邹韬奋为什么强调计划化呢？他认为，有计划的工作不但于工作本身可以大增效率，即在人事方面也有许多好处，[6]27总而言之可使书店的事业走上“轨道”。

       邹韬奋强调书店内部的计划化，笔者认为与他1934年在苏联的考察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对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业管理的计划化大为赞赏，“在苏联的工业管理的机构，还有几个原则很值得说一说……关于计划和技术上的监督力求统一和集中：即各部分须受全国经济的通盘计划所统辖，不得各自为政，散漫隔阂，各不相应”[5]117。1939年，邹韬奋翻译了英国人斯隆（Pat Sloan）写的《苏联的民主》一书，该书对苏联的经济计划、企业内部的计划管理进行了介绍。这对他加强书店的计划化管理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也曾要求“公私出版机构均应制订比较长期的和一定期限内的可行的计划。计划应拟定专业的方向，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等”[18]。

       3.采用唯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方法

       邹韬奋认为：主持事业最重要的在用人，包括物色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提拔人才、分配人才、督察人才乃至奖惩人才。旧中国机关企业用人有许多弊端，比如喜欢援用亲戚，“往往舅老爷表老爷一类的人物充斥其间，结果终是害多于利”[6]646。因此邹韬奋提出：用人要坚持“大公无私、是非明辨”“注重真才实学”“严守人才主义”等。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使生活书店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和出版人才，如徐伯新、张仲实、金仲华、胡绳等，进一步促进了《生活》周刊、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等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储备了大批的人才与干部。

       邹韬奋的出版创新思想与实践还有许多方面，这既是韬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优秀出版传统的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继承与弘扬。

参考文献

[1]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5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4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3]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 邹韬奋年谱[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2.  

[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中央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第1册[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190.    

[5]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6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9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7]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3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8]胡愈之. 我的回忆[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9]邹嘉骊. 忆韬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10]中央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4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11]李宁. 合作事业与新经济政策[J].东方杂志. 1924， 21（6）： 56-61.    

[12]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7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3]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1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4]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12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5]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 增补本： 第13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6]王建华. 民主集中制中国化的早期实践[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4）： 183-203.    

[17]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中央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第2册[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137.    

[18]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7）[Z]. 北京： 文化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 1986：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