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韬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

       在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邹韬奋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更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成功的文化企业家。他所创办的生活书店及《生活》周刊等一系列报刊，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堪称近代中国民族文化企业的典范。韬奋以其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成功实现了出版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高度统一与融合，为后世文化企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

一、韬奋的企业家精神：以爱国为魂，以服务为核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它是创新意识、风险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组织领导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邹韬奋的企业家精神，根植于深厚的爱国主义土壤，核心在于“竭诚为读者服务”，并贯穿于他对文化事业的全部热忱与实践中。

（一）坚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担当

　　韬奋的企业家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将个人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高度自觉。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际，他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以笔为枪，以报刊和书店为阵地，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明确提出，媒体的首要责任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

　　他接办《生活》周刊后，迅速将其从一份侧重于职业指导的刊物，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以犀利的笔触，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大声疾呼团结抗日，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也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机构，更是传播进步思想、凝聚抗日力量的文化堡垒。生活书店前身为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1932年7月在上海成立，对内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秉持“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原则。这种将企业发展与民族大义相结合的格局与担当，是韬奋企业家精神最鲜明的底色。

（二）锐意创新的开拓精神

　　创新是企业家的核心特质，邹韬奋在出版领域的创新实践堪称先驱。在内容上，他打破了当时报刊沉闷刻板的局面，主张文章要“有价值、有趣味”，贴近大众生活，关注社会热点。他开创“读者信箱”栏目，亲自回复读者来信，拉近了媒体与受众的距离，极大地提升了刊物的互动性和影响力，该栏目相关文章后汇编为《该走那条路》《莫迟疑不决》等著作。

　　在形式上，他对《生活》周刊的版面、字体、插图等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使其更加美观易读。在经营模式上，他从一个小小的“书报代办部”起步，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五六十处分支店及办事处的全国性连锁书店——生活书店，大量出版马列主义进步书刊与抗战读物，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发行网络的先河。这种不拘一格、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动力。

（三）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

　　企业家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是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执着。邹韬奋的出版事业始终伴随着来自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和迫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刊物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五十余家分店也被陆续查封。他本人更是两次流亡海外，甚至身陷囹圄。

　　1936年11月,邹韬奋因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呼吁抗日救亡,与沈钧儒、章乃器等6人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直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才获释。

　　然而，每一次挫折都没有击垮他。刊物被封，他就创办新的刊物；书店被关，他就设法恢复；被迫流亡，他就在异地继续战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所谓‘干’，是继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奋斗。”这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的坚韧毅力，是韬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核心理念

　　如果说爱国是韬奋精神的灵魂，那么“竭诚为读者服务”就是其企业经营的基石。他曾明确表示，办刊物、办书店，目的是“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他将读者视为上帝，不仅在内容上满足读者需求，更在服务上力求极致。

　　生活书店设立了专门的读者服务部，为读者代购书籍、代办邮购，甚至提供咨询服务。他亲自处理读者来信，了解读者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并将这些反馈融入编辑工作和图书出版中。生活书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主旨,“生活精神”可概括为“坚定、虚心、 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赢得了读者的广泛信赖和深厚感情，形成了庞大且忠诚的“奋粉圈”。即使在他流亡期间，许多读者仍追随其思想，成为他事业最坚实的后盾。

二、韬奋的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理念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邹韬奋不仅具备卓越的企业家精神，更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且富有成效的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指导他成功创办和运营了生活书店及一系列报刊，其精髓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内容为王：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核心产品

　　在邹韬奋的经营思想中，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他深刻认识到，文化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思想性、可读性和社会价值。他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几乎都成为当时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媒体。生活书店先后出版了一千余种图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抗战图书的出版阵地。他为《生活》周刊确立的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在不同历史时期，他的刊物总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社会关切。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成为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抗战时期，《全民抗战》等刊物则成为宣传团结抗战、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阵地。他要求稿件“言之有物，不说空话”，并亲自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言论”，以其鲜明的立场、深刻的见解和通俗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支持出版《资本论》等书籍，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对内容品质的极致追求，使他的报刊和图书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邹韬奋自己更是优秀内容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在《生活》周刊等刊物上撰写“小言论”专栏，影响深远，是其思想传播的利器。这些短文篇幅虽小，但观点鲜明、文笔犀利。他以通俗语言剖析时事，将深刻道理融入日常，深受大众喜爱。

　　他著作等身，撰写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大量著作。这些作品记录了他对国内外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和进步思想，进行思想启蒙。这些著作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他是编作合一的典范。正因为此，他身边得以聚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作者，形成文化影响力和风向标。

（二）人才为本：构建志同道合的专业团队

　　邹韬奋深知，文化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他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致力于打造一个志同道合、专业高效的团队。他选拔人才的标准，首先是“人品”和“学识”，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对文化事业的热情。

　　在生活书店内部，他营造了一种平等、民主、互助的工作氛围。他推行公平公正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他的培养下成长为出版界的骨干。他还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系，通过业务学习、经验交流等方式提升员工素质。他曾说：“我们的书店，是要成为一个培养出版人才的大学校。”这种以人为本、重视团队建设的思想，为生活书店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品牌引领：塑造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邹韬奋就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品牌意识。他为自己的企业和产品精心打造了独特的品牌形象。“生活”这个名字，简洁明了，朗朗上口，既贴近大众生活，又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极易被读者接受和记忆。

　　生活书店的店标设计醒目，辨识度高，无论在上海的繁华地段还是在偏远的乡镇，只要看到这个标志，读者就知道这里能找到他们需要的进步书籍和刊物。他通过持之以恒的优质内容和服务，使“生活”品牌成为了进步文化的象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尊重。这种强烈的品牌意识和成功的品牌塑造，是生活书店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线作者，他最了解读者需求和社会痛点。这种体验使他在策划选题、编辑刊物时能精准定位。他能确保出版物既有思想深度，又能引发广泛社会共鸣，实现产品销售和品牌影响力的双重提升。

（四）连锁经营：构建全国性的发行网络

　　在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开创性地采用了连锁经营的模式来拓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他深知，要扩大文化影响力，就必须打破地域限制，让进步书籍和刊物能够到达更多读者手中。他从在上海设立第一个“书报代办部”开始，逐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乃至一些乡镇建立了分支店和办事处。

　　这些分支机构统一标识、统一进货、统一管理，形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全国性发行网络。这种模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和报刊的发行量，降低了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将进步思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为凝聚抗日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生活书店是中国近代民族文化企业中最早成功运用连锁经营模式的典范之一。

（五）制度保障：建立规范高效的运营机制

　　邹韬奋非常重视企业的制度建设，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才能确保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运转。在生活书店，他建立了一套相对规范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等。

　　他特别强调民主管理和集体决策，每周定期召开例会，讨论业务发展、选题策划、读者反馈等问题，集思广益，共同决策。这种例会制度不仅保证了信息的畅通和决策的科学性，也培养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即使在他本人不在书店主持工作期间（如流亡海外或入狱时），书店的各项业务依然能够有序进行。这种以制度为基础的规范化管理，体现了邹韬奋作为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实现文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邹韬奋的经营管理思想中，最核心也最具前瞻性的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他明确指出，文化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企业，它肩负着传播思想、启迪民智、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他创办的报刊和书店，始终以宣传进步思想、推动社会改造为己任，不计较一时的经济得失。作为一线作者，他最了解读者需求和社会痛点。这种体验使他在策划选题、编辑刊物时能精准定位，确保出版物既有思想深度，又能引发广泛社会共鸣。但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没有经济效益的支撑，社会效益也难以实现。他通过高效的管理，实现内容与传播的无缝衔接：他既是内容的生产者，又是传播的主导者。这种双重身份让他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通过自己创办的媒体和书店，直接、高效地传递给目标受众，形成从思想到传播的完整闭环。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提高发行量、拓展销售渠道、优化成本控制等手段，努力实现企业的盈利。生活书店在他的经营下，不仅成为了传播进步文化的重镇，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活》杂志1924年创办，1933年发行量达到15.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纪录。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三、韬奋精神的当代价值：文化企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邹韬奋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企业家精神和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当代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和编辑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当今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许多文化企业面临着如何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如何提升品牌影响力等问题。邹韬奋的实践告诉我们，文化企业必须坚守社会责任，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运、人民需求紧密结合，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坚持内容为王，打造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和读者；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必须树立品牌意识，创新经营模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始终面向行业前沿，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力量。

　　今年是邹韬奋诞辰130周年。韬奋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最高个人成就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出版工作者为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而不懈奋斗。

四、结语

　　邹韬奋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更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成功的文化企业家。他以坚定的爱国情怀、锐意创新的开拓精神、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核心理念，诠释了一位优秀文化企业家的精神品质。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内容为王、人才为本、品牌引领、连锁经营、制度保障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思想，不仅成功指导了生活书店等文化企业的发展，更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化企业经营管理的宝贵财富。

在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习和传承韬奋精神，将其融入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推动中国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邹韬奋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正的文化企业家，不仅能够创造经济价值，更能够创造深远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他的思想和实践，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