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生活书店曾落户南昌

  位于中山路百花洲畔;编印的抗战书籍发行量超500万册

  1932年7月1日,邹韬奋白手起家,在上海陶尔斐斯路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命名为生活书店。1938年,这家小店的种子播撒到了南昌,在中山路上落地开花。提起生活书店,或许年轻人有些陌生,但这家小书店曾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30年代,南昌的这家生活书店曾门庭若市,晚上十点以后还有读者不舍离去,在许多老读者的心目中,生活书店给了他们走上进步和革命道路的力量。

  1938年初生活书店落户南昌

  生活书店是三十年代初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书店负责人邹韬奋,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被誉为“人民的喉舌”。

  陈其襄是30年代初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办时的成员之一,也是江西生活书店分支机构的筹备人。记者了解到,陈其襄已于90年代去世,而他留下的回忆录里还能找到一些关于这个存活时间不长却辉煌的南昌生活书店的印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使中国大片领土沦陷。当时,京、津、沪等地大批流亡青年纷纷来到南昌,南昌一时成了抗战的后方,各阶层的抗战情绪顿时日益高涨起来。

  生活书店总店为配合共产党的抗战文化宣传,团结各界爱国同胞,又鉴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抗战书刊不多的情况,决定在全国各省、市筹建生活书店分支机构,以推动抗战形势的发展。

  “1937年10月间,我在总店的安排下,由浙江来江西筹建生活书店分支机构。不久,南昌设立新四军办事处,在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和南昌各进步团体的帮助下,书店于1938年初正式开张营业。”陈其襄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生活书店位于中山路百花洲畔

  “可能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生活书店,就在最繁华的中山路上,现在的百花洲电影院斜对面。店朝着北面,是家临街的店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蒋文澜告诉记者,30年代《新华日报》这些进步报纸不像现在的报纸满大街都能看到,年轻人都是去这家生活书店看《新华日报》和其他的书刊。

  而在陈其襄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生活书店南昌分店门市部,设在百花洲附近大街的一座二层楼房内。为了节省开支,店内的一些橱柜都是借来的。经过一些当地进步青年的精心设计和布置,开张时店面显得焕然一新。

  书店开张后,陈其襄任分店经理,另有五六个店员,这和当地的其他书店比,规模算是小的。据陈其襄回忆录记载,抗战初期,许多流亡来南昌的进步青年,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渴望看到进步书刊。但是,这类书刊发行不多,而国民党又严加控制,书店为了尽量满足青年的要求,便想方设法,积极发行,供应这方面的书刊。

  书店门庭落市,晚上十点读者仍不舍离去

  “生活书店在南昌一开张就很受欢迎,书店虽然不大但就像图书馆,里头有桌椅,在书店看书的人可以只看书,不买书。”蒋文澜介绍,当时,在江西或路过江西的流亡团体很多,另外,还有不少路过南昌去延安开会、学习的人。书店的工作主要是面向这些人,他们来书店,就像到了图书阅览室,可以随时从书架上取书,长时间阅读,甚至摘要笔记。

  “平时,书店虽有规定的营业时间,但是往往因为来店购买或阅读书刊的人太多,到晚上十点钟,还有很多读者不愿意离去。”陈其襄曾回忆,有时,一些青年看到一本好书,爱不释手,可又拿不出钱来买,书店经理就常常代付款后将书送给他们。为了团结各界同胞,书店很注意同读者保持联系,建立友谊。很快,许多进步青年便成了书店的朋友,他们把书店当成精神食粮的供应所。

  1938年9月,邹韬奋和沈钧儒先生等代表全国救国会,带着大批书刊来南昌去德安前线一带慰劳军队,弥补了南昌生活书店在前线流动供应抗战书刊的不足,一时间更是深受进步人士追捧。

  南昌生活书店编印抗战书籍发行量达500多万册

  根据《南昌党史纵横》记载,1938年,南昌生活书店公开发行的有政治、经济、哲学等各类著译1000多种,书店编印的《战时读本》、《大众读物》这两种宣传抗战救国运动的通俗读物,发行量达到500多万册,当时,一些进步人士都乐于购读。

  另外,分店还用秘密方式供给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并将新四军军部发行的《抗敌报》以及《新华日报》等秘密传送给许多进步青年。

  陈其襄在《抗战时期的南昌生活书店》中写道,由于南昌生活书店以“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为宗旨,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团结抗战,深得各界支持,读者遍及海内外。江西生活书店的其他分支店也一样,自开张营业后,门庭若市,读者络绎不绝,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南昌生活书店逐步成了江西进步文化界进行联系的一个据点。“有的同志、朋友和读者相约来书店见面,或借书店楼上开会,有的让书店代转信件,有的把东西存放在店里,有的到书店来借宿,还有许多人托书店去外地代购当时江西还没有发售的书刊。”陈其襄在回忆录中记录。

  青年放弃裕民银行工作加入书店抗日

  “这个年轻人原在江西省裕民银行工作,自从和我们认识后,几乎天天来书店要求我们给他介绍进步书刊,还找我谈他读了进步书刊后的思想转变,谈他在银行工作的苦闷,并再三要求加入革命工作。我调往浙江、广东、衡阳、桂林等地工作时,他始终同书店保持关系,并要求书店经常给他邮寄各种进步书刊。后来这位青年不惜放弃官办银行较优厚的待遇,来找我们要求参加书店的工作。经我介绍,他在桂林新知书店工作了一段时间,1941年到被派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搞银行工作,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陈其襄的回忆录中就记录了这么一位青年。

  蒋文澜也表示,那时,南昌生活书店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活动点,暗地里进行组织工作,发展进步青年入党,还动员很多进步青年去各地参加抗战救亡工作。有不少青年都是在书店的影响帮助下,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

  1939年南昌生活书店被查封

  生活书店在南昌开得如火如荼,国民党当局害怕局势发展难以控制,想方设法利诱拉拢书店里的人,后又采取强横措施,对书店进行查抄,并以违禁的名义没收书刊。

  1938年10月,形势十分紧张。时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主任的黄道让陈其襄搬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内暂住,白天不去书店,晚上才让他出门活动。1939年,局势更加紧张,江西生活书店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都先后遭到查封而被迫停业。这家书店在南昌历经短暂辉煌后最终画上句号。

  “生活书店在江西虽然仅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对南昌的抗战救亡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蒋文澜表示,书店为南昌的青年,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也让无数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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