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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生活中的韬奋先生
发布时间：
2012-07-05 00:00
作者：
胡绳
来源：
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我和韬奋先生一起作了一次“有趣”的旅行。那时我们都要到香港去。在从重庆到衡阳的这一段路上，我们同行了六天。
韬奋先生在那时离渝赴港的原因，用不到在这里多说。他的走自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作为对于当时的政治逆流的一个积极的抗议，对于他所身受到的种种压迫的一个坚决的控诉，而且是为了到海外去更有力更有效地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记得当他离渝前几日，他连夜赶写向参政会辞职的信和别的文件，安排一切和他有关的事。这时，显然地他已准备着也许竟不能安全抵港，在中途就碰到什么不幸的遭遇。
他到香港去，确不是容易的事。他在渝所住的衡舍门前经常有两个不相识的人徘徊，那遥远的旅程，对于他，更是荆棘满途，豺狼载道。但他竟毅然决然地孑身走了(我的和他同行了一程，不过是由于临时的偶然机会)。记得在过贵阳时，我们只在城外的一个旅馆中住了一夜。找了一个僻静的小饭店吃了一餐简单的晚饭后，他一个人守在旅馆里，我到城里转了一圈。这里的生活书店分店和别的几家书店都在闹市中悄悄地紧关着门，门上贴着鲜明的十字封条。这虽然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但我回旅馆后把所看到的各种情形告诉他时，他是何等凝神细听，而愤怒的光芒在他眼镜片的后面闪烁着。--这神情是我至今一闭目时还能看见的。在这六天旅程中，有两次，他是满车人中特别受到了严格的盘问的。然而我看到，他完全没有对自己的安危作过分的忧虑。他所怀念的是，他的留在重庆的夫人是否应付得了在他潜行后必不可免的一些不相识的“访问者”，他怀念着还在重庆的他的朋友和同事，他更苦思焦虑着时局的情况。旅途中很难看到报纸，也不可能自由谈论，但无论在车子开行或下车憩息时，他似乎都在苦思着他自己以外的事情，以致有好几次他完全忘记了他在这次旅行中所担任的身分，当别的旅客偶一问到什么事情时，他竟瞠目不知所对。--这情形实在使我非常为他担心，尤其在衡阳必须和他分手的时候。
韬奋先生是个极端真诚的人。“言行一致”，“文如其人”，这样的话是可以再最严格的意义用在他身上的。是谁逼得这样的一个人必须变服易行，潜行万里呢?而他之毅然冒危险这样做了，又正证明他对于他一贯的主张和信念的确是百折不挠、坚贞不二的。
和这次旅行相距不过十个月，我又有机会和韬奋先生在一起过了一段不平常的生活。那是在香港战事后。
在香港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后，韬奋先生匿居在贫民窟中十多天。敌人的爪牙毕竟没有搜索到他，在勇敢而机灵的广东东江游击队的战士们的帮助下，他脱离了险境。
当时，东江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很少，力量也不很大，但它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始终坚持在那一方面的抗战的前哨地位。港九失陷后，它的处境更加艰困，但它却像是永不畏怯的乳虎一样，把它的力量伸展到九龙区域内，向那强大的敌人挑战。在它的帮助下顺利地由敌人虎口跑回祖国的人不下万数。韬奋先生和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初陆续步行到了这游击队根据地。在这样一个地区里做客人自然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不仅难以有很好的款待，而且还不得不适应游击队的情况随时移动。这种生活情况不是韬奋先生所习惯的，但是他在那里住了四个多月，从无任何不满意的表示，而且他以极大的兴趣来注视着这游击队的活动，并给以帮助。
在游击区中，他有好几次跟着队伍夜间行动。或者跋涉在山路溪涧之间，或者正逢着无星无月的下雨时候，这对于从没有过这种训练的人的确是非常困苦的。但他的精神在这时候始终显得十分积极愉快。有一个短时期，他和别的许多客人一起住在那里的阳台山上的一个茅寮里面。那是在很高的山顶，常常被卷在浓密的云雾里面。在这里，韬奋先生是兴致最高的人中间一个。他教大家作健身操，领着大家一起做政治和学术上的讨论，和大家一起说笑话，讲故事。而当游击队请韬奋先生演说或写文章时，他总是很高兴地答应下来，而且很认真地做起来。
但这时游击队的困难更增加了，要应付前面的强大敌人，日本侵略者，又要应付从背后来的国内顽固派的日渐加紧的迫害。游击队方面并不希望把韬奋先生留在那样一个小区域里，因为知道他的力量应该更适当地用在全国范围的抗战团结与民主事业上面，尤其在环境分外不安定时，更急于帮助他离开。但是韬奋先生到底可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时，客人们已经差不多陆续走完了，最后在我走以后不久，韬奋先生也离开游击区了。和韬奋先生分手的时候，是在游击区的边境的一个小村子里。在我们的桌子上摆着不易多得的一碗炒肉和一碗鸡蛋。游击队的两位首长和我们一面吃饭，一面谈着。从那游击队的处境的一角看到全国，我们都不能不沉浸在一种沉重的情绪中。韬奋先生说，假如他竟无法到重庆或桂林时，他大概只好在广东境内找一个地方住下来，闭户读书了。
我们知道，韬奋先生是最勤恳不过的人，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多少年来，他不断地办刊物，写时事的评论，他自称有着办刊物的瘾，实际上这是表现着他决不甘愿在任何一天不工作，不为他所热爱的人民大众尽自己的力量。当他一想到自己或许会有一个长时期闲散着不能做什么事，他的苦痛是多么深重啊。--当他说那话时，他的平常在工作忙迫时跳动得非常利害的眼皮也凝定这不动了，而他的嘴唇角也好像比平时更加竖起来了。
果然，在他离开游击区后，更多地知道了外面的情况时，他只能放弃到内地来的打算，但那闭户读书的计划却也同样不可能，而且他也决不愿意真正那样做。终于在辗转过了几个地方以后，又离开广东而经过上海到苏北去了。--自从那一次同在一起吃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他，对于他那以后更艰难的流亡的生活情形，我是完全不知道了。
一个真正战士的人格会在艰难的境况中更辉煌的表露出来。韬奋先生在抗战以前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的艰难困苦，他曾被迫流亡出国，也曾被禁下狱，抗战以后，到了最近这三年中，他过的也几乎完全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假如把这一切艰难的境遇当做是对于一个革命的人格的试验，那么韬奋先生实在是极其卓越地通过了这一切试验的。我们看到，当环境对他的压迫越加深重的时候，他在义利之辨、是非之别上是越加分明了，他越加对于他所爱的表现着顽强执著，愈加对于他所非所憎的表现着决不妥协，他也越加把个人的利害安危至于度外，而把全心全力奉献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这一个信念上面--这实在使韬奋先生作为一个民主战士的人格的最灿烂的表现了。
当鼙鼓起时，令人长忆壮士，在这争民主的烽火燃烧得分外炽烈的时候，我们怎能不因为我们已失掉了这一个永远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战士而深深哀痛呢?
(选自1944年10月重庆版《韬奋先生逝世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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