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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昶:出版企业数智化转型如何不空转:基于“组织——机制——人才”适配视角
发布时间:
2026-10-28 09:24
作者:
李昶
来源:
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写作工具书《写作辞林》,264页,定价七毛七。四十多年后,这本书在抖音、小红书上突然翻红,年轻人管它叫“写作界的新华字典”“文字外挂”,电商平台上几千人付款求购,盗版印得火热。出版社被问急了,回应说:涉及历史版权问题以及原部门已经追溯不到,暂时没法再版。
AI什么都能写的时代,人为什么还在找一本44年前的老书?这个朴素的问题,正是观察出版业数智化转型的一个入口:数智化转型,如何守正创新,如何才能不空转?
9月中旬,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两条与出版企业转型直接相关:第五条“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以出版融合发展工程为牵引,推动重塑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产品样态、传播体系、激励机制”;第九条“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提出,“到2030年,培育形成业务精湛、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编辑出版及复合型人才队伍”。
先说一个基本判断:出版业的困境,从更深层面看是结构性的。大众获取高质量知识的需求没有消失——《写作辞林》的走红可以说明这一点,消失的是我们不在原来的盈利链上;今天出版企业的对手,早已不只是同业,而是算法加持的平台企业,在完全不同的量级上,争夺大众的注意力和休闲时间。突围的方向之一,就是从图书出版商转向知识服务商,产品形态多元化。问题只剩一个:怎么转,才不空转?
一、正视“空转”现象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给《纽约时报书评》的文章中有一句名言:计算机到处可见,唯独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统计里。所以,真正决定技术价值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行不行,而是组织、制度与人力资本能否把它嵌入生产流程,也就是技术变成生产率的那个过程。今天把“计算机”换成“AI”,依然贴切。
再看两个行业外的数据。2025年8月,美团核心本地商业CEO王莆中在一次演讲中引用:全球88%的企业已常态化使用AI,但能统计出可测量收益的只有6%。美团自己也交了学费——今年初全员“养虾”,十万员工、八万只AI助手,token不限量,模型用最贵的,科普效果极好,然后账单爆炸,一天烧掉一千万元人民币。
投入大、见效慢、财务指标上看不出变化,这不是出版业独有的毛病,是这个阶段的通病。美团烧钱得出的结论是:企业AI变革,表面是技术问题,实质是“业务设计+组织变革+技术应用”的系统工程,必须由一把手牵头,业务、HR、技术三方绑成铁三角。他有个比喻值得记住:AI是指数级技术,但享有红利的前提是组织的底数大于1——底数小于1,发动机越强,底盘散得越快。
现代出版企业进行数智化转型中出现的空转,空在三种错配:机构挂牌了,没有科班的人;人才引进来了,没有容身的架构;架构和人才都有了,考核机制没变。机构、机制、人才三者不适配,系统建得再多,也是空转。
二、理清转型顺序
转型最常见的误区,是把AI当成工具插件:改稿快一点、写纪要快一点、做周报快一点——每个环节都快了,流程一个没少,最后发现省下来的时间,又被新的汇报和审批吃掉了。这背后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个流程本身,值不值得存在?
我们不妨追问一下:每个流程当年是怎么产生的?当AI把数据采集成本、上下沟通成本打到接近零之后,这些流程就从“解药”变成了“病根”。所以正确的顺序是:先问值不值得做,再问能不能用AI做得更好。制度的“立改废”、流程的“断舍离”,值得重新审视。能删的流程不要优化,能优化的流程不要急着自动化。AI转型的主战场不在工具,而在机制和流程的系统重构——用AI更快地写会议纪要,只是局部提效;在AI赋能的前提下,问清楚这个会到底值不值得开,才是转型。
当然要补一句:出版业有些流程,是质量和责任的压舱石
落到机制上,最要紧的是考核指挥棒。基层编辑不是反对转型,而是面对“转型成功无激励、探索失误需担责”的机制,没法形成参与意愿。数字业务早期投入大、见效慢,如果拿纸书的码洋和利润去考核,肯定比不过,主要是因为尺子用错了。指挥棒不变,架构调整多少次都没效果。
三、抓实人才队伍建设
AI时代,出版社人才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有句话想说:AI影响的从来不是“老的”,而是“可替代的”;它放大的从来不是“新的”,而是“不可替代的”。资历不是护城河,判断力才是。
落到具体操作层面,人力资源工作要回答的,不是“怎么让编辑学AI、用AI”这种笼统的问题,而是三件具体的事:第一,需要什么人——把转型后的架构逐层翻译成岗位图谱,数据治理专员、数字产品经理、AI应用工程师,一个个摆出来,才知道缺谁、缺多少、谁能转;第二,人从哪里来——复合型人才在课堂上养不出来,要扔进真实项目里练;第三,怎么留得住——育人和留人是一体两面,培养再充分,留不住就是误工。给数据和技术岗位独立的序列、独立的薪酬带宽、独立负责项目的舞台,让人形成“转型值得投入”的稳定预期,这才是人才工作的数智化转型。人民教育出版社下一步人力资源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开展数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课题研究,配合“十五五”的转型工作。
如果再往远处看一步:未来人力资源研究的对象,恐怕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智能体、甚至智能体与智能体之间的关系。当智能体有一天成为组织里的“数字员工”,岗位图谱、考核激励、职业发展,恐怕都要重写一遍。这一天,恐怕不会太远。
四、保持战略定力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有句经典的话:“所有人都问我,未来十年会有什么变化;很少有人问我,未来十年什么不会变。但后一个问题才更重要——因为战略要建在不变的东西上。”
什么是不变的东西?对于出版业,我想有三样:读者对高质量内容的需求不会变,对可信、权威知识的需求不会变,对更便捷的知识服务的需求不会变。如果AI革命真如专业人士判断的那样,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产业革命,那我们现在就站在它的婴儿期。婴儿期拼的不是起跑速度,长跑比的是韧性。
出版业这些年很容易被贴上“慢”的标签。但真正的战略成熟,不是终于变成了另一个对手,而是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是把力气用在该用的地方。所谓慢就是快,不是把慢包装成正确,而是按照出版行业的资源禀赋选择竞争优势的战场——不和平台拼流量,拼我们独有的质量和信任,在自身优势的场景里培育新的增长曲线。
回到那本《写作辞林》它为什么翻红?有人说得很透彻:网络语言的扁平化、同质化、单一化,催生了大众对丰富表达的渴望,一句“绝绝子”、一句“夯爆了”,就替代了一切表达,而这本老书提醒人们——表达情绪原来还有这么多词可用,亲自组织语言、精准表达的冲动,依旧是这个时代人们的刚需。
无论技术怎么演进,人对精准的、丰富的、有温度的表达的渴望,从来没有变过。内容无限供给的时代,稀缺的不再是内容,而是筛选、是判断、是信任。“十五五”的五年里,系统会过时,模型会换代,但只要我们把判断变成标准,把经验变成资产,把组织、制度、人才系统调成能承载这一切的样子——数智的“能量”,才算真正赋到了出版的“正”上;这样转型的每一圈,就都不是空转。
44年前,我们的老前辈用七毛七,把一门手艺留在了纸上。44年后,轮到我们证明:这门手艺,在AI时代照样是出版业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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