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简报
聂震宁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7）：怎样才能写好审读报告
发布时间：
2019-11-04 00:00
作者：
聂震宁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书同兄：
今天在韬奋基金会的编辑培训班讲课，课后有几位年轻编辑围上来交流，当时有一位高个子说现在对审读报告的要求越来越严，希望我以后能给大家讲讲审读报告的写作。我正有得一同道的愉悦——我从来就喜欢热爱写作的年轻人，这你是晓得的——不料，他身旁的一位小个子同伴却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咕咕哝哝说了一连串的话，好像大意是审读报告有什么好讲的，弄不到好书稿的话什么都是浮云。于是几个年轻人都笑了。接着小个子对我说：“老师下次还是多讲讲组稿案例吧，这个管用，也好听。”几个年轻人立即附和赞同。我笑了，当然不是附和小个子。我愿意笑脸讲真理。我讲组稿当然很重要，可审读加工也很重要，如果把出版一部书譬喻成一份菜肴的制作，那么，组稿相当于食材采购，这是基础环节，审读加工则是烹饪过程，这是关键环节，一个也不能少。“再好的食材也经不起蹩脚厨师的瞎折腾，不合格产品硬是会气得读者作呕，作者吐血。”大家都笑了。我跟年轻的同仁们笑着轻松作别。
书同兄，其实，当时我的心情并不轻松，现在给你写信也是因为心中有郁闷需要缓解。我们都知道，书稿三审都要写审读报告，特别是初审报告要求相对全面详尽，这是出版操作规程的明确要求，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怎么在那位小个子编辑眼里竟成了浮云，让我有点惊讶，有点郁闷。审读书稿乃是一个责任编辑的第一要务。书稿可以不是你组来的，可是你担任责任编辑就要做出审读评价，进行编辑加工，还要把你的评价和编辑加工情况如实记录下来，既要让此后的二审、三审编辑了解并予以确认，也要让这份报告成为一部著作生产过程的档案。这是责任编辑的本分，是职责与光荣之所在，小个子朋友怎么能不以为然呢？怎么就成了浮云呢？
不知道书同兄进到出版社后，这段时间是忙于学习组稿呢还是忙于学习审读？恕我揣测也容我直言，从你比较着急做选题的心情，可以看得出大约还是更关注组稿吧。关注组稿是不错的，不过，作为一种入职的策略，我倒是建议你先把审读报告写好为妙。何故有此建议呢？你想，刚入职就要去组到一部乃至几部高品位有特点的书稿，恐怕并不现实，就凭你现有的作者资源，成功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新入职的编辑要获得同事们认可的大概率在哪儿呢？那就是审读书稿、评价书稿、加工书稿，直至写好审读报告。
只要你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又具有一定的学科专业基础，还能勤翻书，勤查资料，不辞辛苦，写出一份具有一定水准的审读报告还是不难的吧？这样一来，社里的资深编辑组来的书稿交到你手上，你能做出正确周延的分析评价，再做上一番编辑加工，那是一种什么情况？那些平时都不怎么正眼看你们这些菜鸟编辑的大腕们不对你刮目相看都不行。
一说到编辑，我往往会想起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周振甫可是为《管锥编》的编辑工作很认真地写过翔实的审读报告。他接到《管锥编》书稿一个多月后，在1977年10月24日撰写了题为《建议接受出版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的审读报告。那份报告称得上是审读报告的范文。报告开头很平实地说明了书稿的由来，然后对作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尽管中华书局各级负责人对钱钟书都不陌生，可周振甫照章行事，一点也不马虎，因为这是审读报告不可缺少的内容。接着报告对书稿内容、规模以及体例结构做了全面介绍，对书稿中的许多重要观点、论证做出评价，对书稿创新价值做出判断，指出《管锥编》的写作“发前人所未发”。最后周振甫对图书出版后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做出预判（那时我国出版业还不曾讨论经济效益）：“这书如果出版，至少在英国和日本，会引起重视。”继而他提出具体处理意见：“我局有责任出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否可以接受出版，请批示。”意见明确，又礼貌得体。
这份审读报告自然立刻得到中华书局领导的接受。时隔一个月，1977年12月1日，周振甫又拿出一份更加翔实的长达数万字的审读报告，这是他详细审读完《管锥编》第一部分书稿后提出的具体评价和修改意见。报告足足用了30多页篇幅提出了书稿修改意见。修改意见送到了钱钟书手上，钱钟书高度重视，认真对待，逐一作了批注，大多数意见直接采纳，没有采纳的也予以说明。1979年8月，《管锥编》出版，钱钟书在序中深情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书同兄，你知道，周振甫可不是一位只会编辑书稿的文字匠，他自己就是一位文史专家，个人著述颇丰，著有《毛主席诗词浅释》《鲁迅诗歌注》《诗词例话》《文章例话》《诗品释注》《古代战纪选》《谭嗣同文选注》《文论漫笔》，以及《文心雕龙》全译本等。特别是其中《诗词例话》《文章例话》，一度是一印再印的常销书。可就是这样一位自己写作任务很重的学者，而且当时已年近70岁，他却能恪尽职守，字斟句酌地撰写了数万字的审读报告。
我不由得又想起前面提到的那位高个子年轻编辑，他想请教怎样写好审读报告。那么，我应当告诉他，一个编辑要写好审读报告，离不开一定的学识、眼光和鉴赏、判断能力，这是必备基础，可是真正要写好，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周振甫先生，要有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
有了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责任编辑就会自觉承担起书稿审读的重要职责。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干旱半干旱牧区饲草料作物高效用水技术研究与实践》一书的书稿，编辑手写的修改记录竟然多达33页A4纸，作者被震撼得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传统文人常常尊称那些为自己文章提出个别字词修改意见的人为“一字师”，那么，面对这样的审读加工报告，作者们又该怎样称呼我们敬业的编辑呢？
类似的情况可以说不胜枚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在审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书的书稿时，写下密密麻麻5号字体一共82页A4纸的审稿记录，几乎成了又一部书。我曾经撰文评价此事，认为这些编辑为我们出版史留下了一部编辑审稿的“校勘记”。
有了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责任编辑也就不会因为面对的是高手作者而放松审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责任编辑没有因为5位作者都是学界青年才俊、文章高手就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他把书中引用的资料全部查对一遍，政治类型图书的严肃性要求特别注意引文准确性问题。不料，编辑还真查找出来一句错误引语，即“列宁曾说小农社会是一袋土豆，现代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劣根性，仍然是一盘散乱的鹅卵石”，经过核对确认是“马克思曾说”，而非“列宁曾说”。此外，改正书稿中某些错讹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无需赘述。
行笔至此，遂想起，漫长的出版史中，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部称得上传世的著作是不需要编辑参与的。我们编辑出版人应当为此而自豪和骄傲，也应当为此而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书同兄，认真写作好每一份审读报告吧，你的审读报告不一定有机会显赫一时，却能毫无愧色地留存在你自己和出版社的业务档案中，成为美好的回忆。
顺颂
秋祺！
聂震宁
2019年10月30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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